侯方岳夫妇的地下工作岁月.docVIP

侯方岳夫妇的地下工作岁月 　　 　　侯方岳（1915年―2006年），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38年起历任中共四川省乐山、绵阳等地地委书记及成都市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1941年奉命调回中共南方局学习，任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分管滇东地区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组建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陈素敏（1916年―1998年），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党组织分配，先后在乐山五通桥小学、成都簇桥明德小学、昆明侨光小学等以教学工作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41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学习，之后服从南方局的安排到云南省工委工作。 　　2015年7月16日上午，侯明明捐赠侯方岳、陈素敏文物史料活动仪式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举行。侯明明此次捐赠的不仅有父亲侯方岳留下的文物，还有母亲陈素敏从事地下工作时使用的烫头钳、密码本、勃朗宁手枪子弹、手包等，无不生动再现了南方局隐蔽战线工作人员的生活原貌。 　　侯方岳夫妇留下的这些珍贵文物，历经66年风雨仍然保存完好，其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装扮掩饰特殊身份 　　据侯明明回忆，父亲生前曾经提到，党的地下工作者为了掩饰身份，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常需要保持良好的仪表仪态。 　　陈素敏一直伴随丈夫从事地下工作。这些文物中，有一件陈素敏使用过的手包，长14.5厘米，宽22厘米，可随身携带化妆品、密电码，以及用于和地下工作者对接的特定铜钱、勃朗宁手枪和子弹等物品。陈素敏还有一件烫头钳，俗称“打火夹”，为民国时期妇女常见烫发用具。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烫发，作为女性地下工作者，尤其注重不同发式和年龄、身份及场合的搭配。这件烫头钳长30厘米，直径约1.2厘米，上端为铁铸，下接木质手柄，使用时将铁质部分放入火中烧红，拿出微晾后敷以湿毛巾，等到温度适宜时再烫发。侯明明说，母亲对这个烫头钳甚为爱惜，常定期维护。 　　 　　捐赠的文物中，还有侯方岳从事地下工作时经常穿戴的一件棉布外罩皮马甲和一顶鸭舌帽。马甲为民国时期男性常见服装。这件马甲以动物皮毛做内底，外加棉麻罩衣，素色对襟，皮毛已老化脱落，罩衣浆洗僵硬;民国时期的鸭舌帽多为青年人所佩戴，帽檐从侧面看呈倾斜的三角形，形似鸭舌，帽为深色毛呢制成。该衣帽经过常年穿戴洗涤，如今已褪色、脱线，边缘破损。 　　接头暗号、密码本背后的故事 　　关于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方式，不少影视作品都有所表现。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中地下党员见面要说：“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国产电影《黑三角》中以“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对话作为暗语。侯明明讲述了一段父母当年的接头经历。他说，地下党接头并不像大部分影视剧中那样“明显”，一枚不常见的货币，往往就是接头的重要道具，接头地点一般选在卖报的地方。通常，陈素敏用特定的铜钱买报纸，对方说：“这枚钱我们不收的”，陈素敏回答：“不好意思，我是外地人，刚到这边，不知道这边不用这种钱，换一个给你。” 　　用生活中发生的平常细节作为接头暗号，更加隐蔽安全，反映了当年地下工作者的不凡智慧。 　　侯方岳长年从事地下工作，练就了书写米粒大小清晰小楷的本领。1946年，侯方岳以探亲的名义，秘密前往重庆红岩村会见吴玉章，向他讲述了云南地区的实际情况，亲自用小楷写了1万多字的汇报材料《云南工作斗争提纲》。其字微若米粒，每页仅巴掌大小，共9张，详细介绍了当时云南的政治、经济、民族和宗教等情况。每页放大10倍，字也不变形。1946年10月28日，侯方岳将这份材料用蜡封好，放入派克笔内，秘密带往延安。 　　 　　新中国成立后，侯方岳也常常用熟习的小楷写字。如他珍藏的一本《为人民服务》手册，长9厘米，宽8厘米，侯方岳在内页空白处密密麻麻地用小楷写满了毛泽东诗词和著作摘抄，并在其中一页称赞毛泽东为“几百年才出一个”的人才。在手册的塑料封皮内，还发现了一枚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邮票，正面内容为毛泽东《沁园春?长沙》诗稿，面值10分。邮票已被使用过，左上角盖有邮戳，年代不明，似为“1966”年。在邮票背面，侯方岳用小楷撰写有部分手稿，字迹已经晕色，依稀可看到“大理调查”等字样。可能是其撰写的有关云南民族调查计划，这枚邮票他一直珍藏着。 　　由英国广播公司BBC出品的电视剧《夏洛克》，其中《盲眼的银行家》这一集里，走私文物者使用数字密码传递信息，而解码则需要找到密码制定者使用的特定书籍，按照数字指定的页码提取单词。影片中使用的书籍是《伦敦地图》，因为它随处可见，普通得不易被人察觉。据侯明明回忆，母亲在从事地下工作时使用的《世界简明英汉字典》，也是用来破解密电码的，但现在已无从知晚它的具体使用方法。字典是1934年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