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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逸尘文学批评的三维建构 　　傅逸尘一般会被当作军旅文学批评家，这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其实军旅文学只不过是他因为工作关系而较多关注的研究领域。当然，将批评的对象集中于军旅文学，对他既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优势――这使得他能够迅速以一种特色鲜明的批评形象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界，并且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批评理路，那就是积极介入当下的军旅文学现场，在文学史背景下梳理中国当代军旅文学的来龙去脉，并着力于伦理叙事与叙事伦理的探讨。 　　从《重建英雄叙事》《叙事的嬗变――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写作伦理》到《英雄话语的涅??――21世纪初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论》这三本专著中，我们可以看到傅逸尘所念兹在兹、一以贯之的批评关键词就是“英雄”“叙事”和“伦理”，这三者构成了傅逸尘理论批评体系中三个相互辏合的立体维度。 　　“英雄”首先源于批评对象特定的军人身份，但更深层的指向则在于一种美学风格，这是由军旅文学作为一种特定文学题材的意象、风格与精神积淀所决定的。“从‘十七年’到‘新时期’，及至新世纪，无论是对‘革命历史’的史诗式建构，对当代战争的反思意味的书写，还是对和平时期军营现实问题的深刻剖析，以及对以往‘革命历史’的颠覆性解构，军旅文学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部分，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包裹之下，借助于政治话语的强势表达，建构起了崇高、壮丽的美学风格和张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传统。”①按照傅逸尘的考察，现代军旅文学除了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马背上吟出的旧体诗词、40年代孙犁在延安的《芦花荡》《荷花淀》等之外，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算起到1949年的烽火岁月都鲜有作品产生，直到50、60年代才出现了主流革命战争、历史、传奇题材的“红色经典”高峰。红色经典既承袭了古典小说传统，又包含时代精神和革命激情，洋溢着乐观主义与英雄主义精神，将个体的价值融入到集体之中，确立了军旅文学的英雄主义模式。 　　今日我们回首中国当代文学史，会赫然发现长久以来一度被文学史所忽略的侧面，即无论从文学实践和文学体制建设来说，整个当代文学与军旅生活之间都有着莫大的关联：革命军队因为宣传和教育的需要培养了一大批后来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作家，姑且不论十七年时期，即便是新时期乃至21世纪以来军旅出身的作家也不绝如缕，比如莫言、阎连科这些当代文学的中坚都是从部队成长起来的；军队的大熔炉也提供和锻造了丰富的内容和题材，成为建国后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一脉；最主要的是，二者结合又熔铸成具有雄辉、崇高、恢弘、悲壮、浪漫特色的英雄主义美学。这是结合了西方现代文学手法，同时吸收了民间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滋养所形成的现代美学范畴，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传统。这种英雄主义既来自于历史过程中的人民主体性的确立，同时也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现代性规划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是伴随着再造中华、塑造新人的社会主义文学实践而产生的。 　　不过，这种有着“组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诉求而展开现代性的集体想象与认同，自身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傅逸尘将其归结为：缺乏活跃的感官世界（“身体”的缺席和情爱叙事的稀薄），缺乏超越性的精神维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及日常道德宣教），缺乏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概念化、脸谱化的人物塑造方式），缺乏日常生活经验（极端化的生存状态简化了生命的内在矛盾）等。因而，这种英雄主义在创造了一个繁荣的文学神话的同时，已经暗伏了一个文学危机时代的即将到来。这就是傅逸尘一直在处理的问题：英雄话语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嬗变。 　　“叙事”成为英雄话语嬗变的直接表征。傅逸尘将军旅文学放入到新中国六十余年的整体框架中予以考察，他发现新时期以来的军旅文学与其他题材文学基本上是一种同构关系，这个观察可谓客观，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批评者的历史理性，即并没有因为对象的差异性而赋予它某种特殊性，它们都被放在同样的“文学性”标准下进行衡量。在这种一视同仁之中，可以看到1980年代前期的军旅文学对思想解放运动及人道主义精神的阐扬及“人”的文学的建构；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文学反映在军旅文学那里就是使它们普遍背负上“文学性焦虑”，开始探索从集体叙事走向个人叙事、从现实真实走向虚构世界、从现实主义走向吸取多元主义的开放式格局；1990年代的军旅文学在“去政治化的政治”和商业消费主义的“双重夹击”语境中陷入的整体性低迷；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军旅长篇小说在娱乐化、影视文化大行其道的背景中出现的“第四次浪潮”。 　　傅逸尘集中提炼描述了21世纪以来军旅文学的题材，将它们归纳为六种伦理叙事，并在这些类型中灌注了历史性的眼光。从父子的代际叙事来看，经历了从“审父”到“寻父”、“父性文化”的重建、“子我”的主体性成长的过程。历史讲述中有着从宏大史诗到“小写历史”的诗学转化，军人形象本身发生了价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