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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革中的卑微人物书写 　　在我的老家有一条河，河边有一个防洪泄洪用的闸，叫“四龙闸”。每到夏天，闸边都会长满一地的野芹菜，郁郁葱葱的。小时候的夏日里，我们会去闸边玩耍，摘芹菜，沿着铁框一步步爬到闸上面的小屋里。年长的乡亲不让我们去那儿玩，吓唬我们说那里曾经是“人民法庭”所在，那儿枪毙过不少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爷爷曾跟我说，那些在“四龙闸”被处死的人中也有好人，他甚至跟我详细地讲述那个开明地主私下给共产党送情报的始末。读完绿笙的《组织》，我的脑海立即浮现出那个现在已经消失无痕的“四龙闸”，想到那些在历史变革中如林立清般卑微而渺小人物的命运时，一种莫名的惆怅与失落从心底油然而生。 　　显然，《组织》这个中篇并不是靠故事取胜的，因为作者无意为我们虚造主人公林立清传奇的人生经历，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战争场景描写，一切都是在平淡的叙述中进行，波澜不惊。不论是林立清多次接受“组织”的任务送情报至“文笔山飞凤阁边一棵歪脖子树的树洞里”，还是在林立清打开堡门放革命同志进入后与土匪对决的那场枪战，这些在一般的作家看来都是应该浓墨重彩的地方，作者却有意放弃了那种传奇式的惊心动魄的叙述，而是选择了一种相对朴实的叙述姿态，略去那些故意吸引读者的惊险过程，甚至“为表述清楚列表”三条，平淡地讲述着林立清的人生。这种老实本分的叙述姿态暗合了主人公林立清“老实本分”的性格特征，也表现出作者对叙述节奏把握的十足自信。 　　值得注意的是，林立清的一生包含着三种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他经历了“自由发声”、“单向发声”、“部分失语”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充分显示了权力意志对林立清人生的深刻影响。在没有认识王组织前，林立清的表达是自由率性的，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内心发声，让自己与豆腐店邓老板女儿结婚后生下的儿子跟着邓老板姓邓，“在邓家豆腐店的边上买下了又一处店面，开起了南坑林记酒肆，专售传统的品质优良的南坑老酒”，这一阶段的林立清活在与“组织”远离的话语状态中，他的一系列行为流露出更多的是一种率性和无拘无束。 　　然而，这一切随着王先生的出现而改变，出于善心，林立清帮助了受伤的王先生，并顺利地送出了王先生装有情报的“油纸包”，赢得了王先生的尊重与欣赏。在经历过王先生的考验之后，“林立清就这么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事实上，林立清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后进入了另一种表达方式――“单向发声”。王先生与林立清“单线联系”的方式决定着林立清的这种发声行为：他在完成组织交给他送笋商同志去沙县的任务中，十分希望“和这位看起来很资深的同志好好攀谈攀谈”；在土堡里和伪装成送菜的村民谈论攻堡事宜时，“如果不是碍着门外的土匪，林立清恨不得冲上去紧紧握住这位战士的手”。林立清是在寻找一种话语认同感，但“组织”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权力意志发生作用了，它让林立清想起了王先生交代的铁的定律。也就是说，林立清在此阶段的发声只是单向度的，虽然他在完成任务中因胸中升腾的热情也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这种发声会受到“组织”秘密地压制，最终只能单向接受来自代表“组织”的王先生的任务而已。 　　如果说这种“单向发声”在林立清打入土匪内部时达到顶点，那么革命同志与土匪头子在土堡内的那场枪战无疑是切断林立清发声的唯一通道。所有能够证明他参与革命的同志都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他找不到能够证明自身的证据。至此，在小说后半部分的历史事件中，林立清的生活自然进入了一种“自证”与“他证”的迷途中。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社员们对林立清的土匪生活的好奇程度大大超过了他为地下党传送情报的经历，林家兄弟与林立清划清界限，甚至说出“你相信组织，组织却不相信你”的话语。李江对林立清的误解与心灵摧残，更使得林立清在寻求“自证”受嘲、谋求“他证”无路的生活中，渐渐走向了“部分失语”的话语状态。在强大的“组织”面前，林立清的声音显得何其苍白，无人相信他的话语。他也只能像是一个独语者在历史一场场的变革中喋喋不休，“组织”已经将他隔离在外，他所拥有的仅仅只是属于一个人的梦呓。 　　幸运的是，作者以一颗悲悯的情怀，给了遭受“遗弃”的林立清最后的温暖，那个名叫王秀的地主婆，也许是他在艰难岁月中维系精神生活的救命稻草。王秀陪着林立清走到了最后，给他带来了生活的希望。林立清的一生，是个人话语屈从于权力话语、最终被权力话语所放逐的集中体现，它深刻地演绎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权力意志对个人生活的粗暴干涉与伤害。 　　毫无疑问，绿笙的《组织》在刻画人物时颇显功力，对于林立清这个历史变革中的卑微人物的“老实本分”的性格拿捏得十分到位。那个在枪毙土匪的场景中尿裤子的林立清，也显得十分真实。然而，我以为，小说在处理邓八斤投匪、草鞋岭事件后土匪头子对林立清排除嫌疑这两起事件时显得过于简单。照理说，这两件事对于推动小说情节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邓八斤投靠土匪，是支撑小说后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