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映射及其反光.docVIP

历史的映射及其反光 　　“《小镇人物》是孙方友的‘新笔记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孙方友从1985年1月起开始创作《小镇人物》，到2013年7月至，一共完成了393篇，在体例上绝大部分篇目为短篇小说，也有极个别的篇目为中篇小说。孙方友在创作《小镇人物》上，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分界线是以调入《传奇故事》编辑部任职为标志：第一个阶段（1985―1998年），孙方友一共创作了105篇，该阶段是其小说风格的形成期；第二个阶段（1999-2013年），创作了288篇，是其风格的成熟期。墨白将其第二个阶段写作进行了如下的总结：叙事风格日臻成熟，从容自然气韵畅通，出神入化，形神浑然一体。”①《小镇人物》中描写的故事，基本上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孙方友的故乡河南省淮阳县新站镇为中心，也就是书中的“颍河镇”。这种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叙事，在对生长在这片古老大地上的芸芸众生进行集中描绘的同时，展示出了更为深远、广阔的社会生活。正是在写作上的，对于人物和事件取材上的限定，才使得孙方友的《小镇人物》有了明确的界限，一种基于客观现实的规定性；在这种规定性之下，小说文本出现了细密而扎实的纹理，以小见大，言近旨远。个人的命运和共和国的历史，颍河镇和外部世界的关系，通过写实、隐喻和象征，将当下、过去和未来，个人、集体和民族，以地域文化的方式来反思民族的，乃至人类的命运。 　　波兰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美学家罗曼?英加登在其论著《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②当中，对于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解析。他指出文学作品是一个多层次的构成，各个层次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产生了作品的形式的统一性，作品从头到尾包含着一种准时间的“延伸”，以及由这种延伸而来的某些构造特性。他还指出，文学作品在每个层次上都具有特殊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作品本身是一个图式化构成，它的某些层次，特别是被再现的客体层次和外观层次，包含着若干的“不定点”，需要通过某些确定性来对其进行消除；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意向性构成，它存在的根源是作家意识的创造活动，它的语言具有双重层次，既是主体间际可接近又是可复制的，作品因此成为了主体间际的意向客体；因此，文学作品不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超越了包括作家和读者在内的所有的意识经验。英加登从现象美学的角度，对于文学作品的结构进行了带有一定的科技理性倾向的解析，他既强调了文学作品的意向性和不确定性，同时，也强调了固定为语言形式的文学作品的确定性存在以及在读者接受过程当中产生出来的客观性和超越性。在孙方友的《小镇人物》当中，有着大量的典范性的叙事文本，这些作品，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下，对于不同的接受者，产生出丰富的多义性。这种多义性的出现，既和文本当中大量的“不定点”的存在有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在叙事时，对自我的意向进行了有意识的隐藏，在向着社会现实接近的同时，又赋予文本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写于1996年的短篇小说《巫女》③，塑造了一个“巫女”的人物形象：女主角胡梅出身巫婆世家，却是受过教育的新一代有知识有文化的巫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她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在“文革”中带领红卫兵检举揭发过自己的母亲，批判母亲的装神弄鬼行为。由于她的积极表现，成为了革委会的大队妇女主任，但由于生活作风问题被迫下嫁一个老实巴交的公社酒厂的工人。自此，胡梅开始重操祖业，成为有神论者的新领袖，每逢初一、十五就带领浩浩荡荡的信神队伍去陈州太昊陵、周口关帝庙烧香拜佛。胡梅不仅像传统巫女那样跳大神，还在表演祭祖原始舞蹈“担经挑”时，对服装、舞美、音乐等进行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改良，但仍然保留了最早的唱词：“老盘古安天下人烟稀少，没有天没有地哪有人伦。东南山有一个洪钧老祖，西南山有一个混元老人。上天神只知道日月星辰，下天神只知道五谷苗根。”这说明了胡梅，对于传统中的精粹是有继承的，并在形式上，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革新。胡梅的“领导意识”，革新精神，凸显了女性的生命力和主动性。 　　胡梅率领的舞队受到来自省电视台到太昊陵采风的摄制组的青睐，上了省电视台，一下子成为了巫界名人，于是她乘胜追击，说服村支书在村东头大塘南边盖了三间土地庙。但她的家庭生活并未因虔诚祷拜神灵而带来好运，丈夫早逝，儿子又小儿麻痹，残障。好在儿子脑瓜儿挺灵，在镇上开了家裁缝铺，生意还算可以，又谈了个温良可爱的女朋友汪雪。但汪雪一家都信耶稣，她的父亲还四处传道，是方圆有名的传道士，父母极力反对女儿和巫婆的儿子结婚，除非胡梅改信耶稣，否则婚事告吹。胡梅虽然不乐意，但还是妥协了；但没了精神寄托的她，神经失常了。汪雪的父母在教堂为胡梅祈愿，结果胡梅唱起了经歌：“大哉羲皇，百圣之先；龙龟献瑞，图书是佳。画卦作易，文化绵延；阴阳九九，以合天道。”后来，在大年初一，太昊陵的歌舞队里，胡梅强势回归。白小泉双目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