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维度的“有话好好说”.docVIP

历史维度的“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是一个社会和谐的基石之一，更是一个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在如今的网络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一方面说话格外泛滥，另一方面到处都是风险，随时都有陷阱，“有话好好说”显得格外重要。何谓“有话好好说”，以我的理解，主要有两层意思，一层强调的是说话的艺术，真说、实说、巧说，不同的说法会有不同的效果；另一层意思是说与不说、说到什么程度，是一个说话原则与禁忌的问题。那么，怎么学会“有话好好说”呢？著名宋史专家、博士生导师虞云国教授的新著《放言有忌》，无疑能给我们诸多启发。 　　说话的艺术，与一个人的才学城府、人品修养、性格智慧等密切相关，可以修炼，却无法复制。就如虞云国教授，动辄拿出历史典故来“绕弯子”，就与他的史学背景相关，更与他近70年的人生阅历相关，是模仿不来的。虞云国教授在《放言有忌》的“序言”中，从“放言”说起，既有“放肆其言”的意思，也有“放置其言”的意思，“放言”自然就包括了“有忌”的要求。 　　《放言有忌》是一本以历史为主打题材、包括随笔与书评的集子，分为“读史”“读书”和“读世”三辑。读史，回溯中国和世界的重大政治、文化事件，多维度看待历史事件，评点古今历史政治文化的得失；读书，遍寻中外名家、经典，汲取智识，从书中探寻走出现实困惑的蹊径；读世，既有对“盛世修典”等热门事件的述评，又有对故人的追忆，冷眼记录亲历世事的感悟。“读书”读的是历史之书，“读世”读的是将来的历史，所以整本书以“读史”为线，特别追求“历史的通感”。 　　那么，如何“放言有忌”呢？虞云国首先点明的是，法治社会当以宪法的规定为阈限，在宪法的范围内“放肆其言”，而且，在每一个时代，“更兼之还有某些说之不宜的话题负面清单”。国外也有禁书，美国也曾对“异己分子”进行调查听证。在《何以文人不自由》一文中，还举了具体例子，比如宋代文人具有相对较高的自由度，其关键就在于“立了不杀士大夫和言事人的祖宗家法”；而明朝之所以不自由，就是因为很多知识分子忘记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规律，甚至刻意“为道而死”。 　　虞云国在书中说，历史是“人”写的，“历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人学，其使命之一就是表彰人性的善，鞭挞人性的恶，还要寻根溯源，究诘造成人性恶的制度根源”。如何“放言有忌”呢？就是“放言”不能和“人”作对。比如在《利玛窦眼中的中国人陋病》一文中，表面上中国人的陋病是世界观上的“中国中心论”，实则是把外国人都归入蛮夷，不当“人”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悲剧带来的震撼，给人的启示，无可估量”；“思考消逝了的人与事，对于理解过去与现在或许不无裨益”。 　　不放下历史的包袱，就很难想象未来。虞云国在《普京是怎样清算斯大林主义的？》一文中，转引普京的名言“谁不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集中表达了历史维度“放言”的第三个“有忌”。对社会发展得正视历史，有一个底线认识，“过去是病根，而不是药方，绝不能倒退到过去”。在《与某两会委员论“黄色”书》一文中，表面上虞云国是在考察“黄”字的文化本意，实则是警示不能迷恋“黄色”所代表的“皇家御用”之气。 　　“一言之辩，重于九鼎至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不是一个死的过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活在现在之中的过去。尽管当下仍有诸多可诟病之处，但时代毕竟在曲折中坚韧前行。我们每个公民都应执着守护权利与自觉践行义务，继续为这种前行之势放言与助力。只是，我们的“放言”需“有忌”，一曰“禁忌”，不能瞎碰，二曰“顾忌”，有基本原则。有话好好说，赢得的不仅是现在，更多的将是未来。 　　【佚 名/图】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