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一体化”想象.docVIP

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一体化”想象 　　关于“旧人”与“新人”，西方的阐释恐怕要追溯到马克思甚至更早的年代。当时这一问题在文学中是比较模糊的，而与社会上的政治运动关系更加紧密。后来经过马克思、恩格斯、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等人的铺垫，“旧人”与“新人”问题以“五四”为发端，正式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意识，并历经“左翼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贯穿了过半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因为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总是与政治过从甚密，所以“旧人”与“新人”也就成了文学领域内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旧人”与“新人”真正达到泾渭分明，并且在农村这一中国最广阔的舞台上展开对垒，显然要从“十七年”算起。之所以要重新对这一时段里的“旧人”形象予以重视，是因为当占据主流的“新人”形象塑造，总是以牺牲心理上的复杂性与人性的真实性为代价来着意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阶级与成分的想象时，“旧人”形象作为“新人”形象的“他者”，反而吸纳了大量为主流意识形态所摒弃的东西，这其中正包含今天我们所看重的文学性。时隔数十年，审美属性或者文学性已然成为衡量一部作品研究价值的主要标准，此时“旧人”形象中积淀与隐藏着的文学传统以及作家个人的才华技巧，为上世纪40至70年代中体量巨大但政治属性过为明显的“非纯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价值与角度。 　　在“十七年文学”乃至整个40至70年代的“旧人”形象序列中，柳青的《创业史》（以下简称《创》）中的形象塑造显得非常独特。《创》第一部于1959年发表于《延河》，并在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应该说在此之前，“旧人”的谱系已经相当饱满，包括《小二黑结婚》《三里湾》《三年早知道》《锻炼锻炼》《山乡巨变》在内的一系列农村题材作品中已经塑造出了如“二诸葛”“三年早知道”“常有理”“小腿疼”“亭面糊”等一系列个性鲜明、充满滑稽色彩的“中间人物”，《红旗谱》一类的作品也创造出了与地主不共戴天的旧式农民英雄形象。但面对这一谱系时，《创》中的“旧人”形象体现出了新的意义。从历时性角度上，《创》在无法规避叙事的政治色彩时，其“旧人”形象继承的“旧”文化传统维持着社会主义革命下的乡村与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历史的联系，使旧式农民形象重新获得了人性与历史的深度;从共时性的角度上，小说对贫农与中农、富农的同质化处理，使乡村世界从“阶级”“成分”造成的割裂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还原。 　　需要明确的是，“十七年”时期所谓的“中间人物”与后来所谓的“旧人”在概念的外延上并不一致。以邵荃麟为代表，当时文艺界曾对“中间人物”有通行的认定：“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2年8月）言外之意，所谓“坏的人”并不被包含在“中间人物”里，相比之下，“旧人”则并不区分“好”与“坏”，包括了所有被旧式思想主宰着的人物。从“中间人物”角度出发，严家炎等一批学者挖掘出了梁三老汉的典型性与艺术性，而从“旧人”的角度出发，应该看到《创》对当时所谓的“中”与“坏”进行了“一体化”的处理，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新变。正是作者对梁三老汉与郭世富、姚士杰等反面人物的一体化处理，使梁三老汉等“中间人物”的性格在诙谐之余变得复杂立体，摆脱了被“平面化”“喜剧化”的命运，也使反面人物因与中间人物体现出了相同的生活逻辑而有血有肉，在政治化的风暴中留下了一份人性的真实性与历史的必然性。 　　“像任老四那号半老汉……借的时光说还，还的时光没钱。这社会，你把他看上两眼！我看，不如取他们几个利息。”想要理解《创》对“旧人”的一体化处理，可以从梁三老汉对梁生宝的这句话切入。就在说这句话的几天前，梁生宝为说服老父而假想出一幅创家立业的美好图景时，梁三老汉为了表明自己的身份与立场，还说着“咱不雇长工，也不放粮。咱光图个富足，给子孙们创业哩！”几天后当其他贫农可能损害他的切身利益时，梁三老汉便不留情面地向儿子提出这样带有“剥削”色彩的建议。虽然小说里养子与老伴在话语上的“釜底抽薪”总是让老汉频频出现的“剥削思想”变成小说的笑料，但面对虚幻的财东生活时老汉的心痒难耐，以及面对贫农邻居时的不讲情面，还是体现出底层农民在人生理想与生存哲学上与所谓“剥削阶级”之间剪不断的亲缘关系。 　　梁三老汉崇拜那些成功“创业”的乡里，类似“三大能人”也大多从一无所有开始自己的“创业”经历，于是蛤蟆滩上不同阶层的旧式农民被连接成了一个整体。从“中间人物”的角度出发，梁三老汉因目光短浅、愚昧自私而造成的喜剧性背后，是他身为“旧人”所拥有的一整套乡村现实的生存哲学与几千年不变的生活理想。在大量有关《创》的批评与研究文字中，梁三老汉因为看似淳朴稚拙、甚至带着一点“傻气”而被看成一个既可怜而又有些可爱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