厌女与忧郁：重读《伤逝》.docVIP

厌女与忧郁：重读《伤逝》 　　一、前提与方法：作者已“死” 　　在起源神话已遭遇破解的年代，仍执迷于某种假设的“本意”而前索后引，势必把阅读实践导入一个令人苦恼不已的混乱境地。如此，至少要面临三重困难。第一，任何作品只要以人类的语言为工具和介质，都将无法避免“延异”的运作，因为“延异”是语言和意义的条件；那么，语言就不是透明的，它从来都无法精准传达任何人的任何“本意”，而总是某种“本意”的溢逸延宕或指涉中断。第二，纵使存在着作者的某种“本意”，并且可以借助语言得以精准传达（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读者的阅读实践亦无法直达这一“本意”，其原因在于：除了读者同样面对着语言和意义的“延异”外，还必须考虑读者“前理解”的巨大干扰。其实这前两个困难中的任何一个作为前提，就足以彻底终止对作者“本意”的执迷与追溯。这里不妨再仁慈一点，假设还可能存在着“第三”重困难。试着做一反向思考：如果《伤逝》是以小说的形式（浪漫主义意义上的）“表现”了鲁迅与周作人或许广平间的爱恨情仇纠葛，或者是鲁迅的其他什么“本意”，那么，《伤逝》早就已经“完成”，并向所有人关闭了阐释的大门。再提出“《伤逝》的读者”或“阅读《伤逝》”就是自欺欺人，然而常见的《伤逝》解析总是乐此不疲。“读者”这个名词此刻已经是荒诞无稽、没有必要的（不）存在。因此，《伤逝》的作者是鲁迅，但并不意味着《伤逝》的意义属于鲁迅，除非《伤逝》一直处于鲁迅的“腹语”状态。 　　既然阅读《伤逝》，前提就是读者已经是一种必然的存在。或者说，《伤逝》从未完成，它的意义永远向他人敞开，有待读者参与、介入。作为文本，《伤逝》的作者已“死”，《伤逝》属于读者。因此，《伤逝》里面没有可供读者参透的“真理”，相反，《伤逝》是某种“表述”。“真理”仅属于作者，它是封闭的、排他的、反阐释、反读者的。《伤逝》的文本嵌绊在具体的语言、文化、政治等提供的历史氛围中，唯独不与“真理”相关。 　　在“表述”的知识立场上阅读《伤逝》，就意味着“互文”将是重要的方法。“互文”方法中，既包括文学文本间的互文，也包括文学文本与社会文本间的互文。而后者往往是最重要的，因为前者的阐释效力往往体现在印证的层次，而后者则可以提升到论证的层次。 　　二、“子君”的性征与性别 　　“表述”牵连着语言问题。文本《伤逝》作为“涓生的手记”，是叙事者“我”的策略――尽可能混淆叙事者与人物涓生，以增加忏悔的真诚度。但叙事者可能始料未及的是，在“表述”的方法视野中，这一带有欺瞒性的叙事策略亦可以转化为读者对文本的解析策略――像审视涓生那样审视叙事者。 　　《伤逝》中有两个重要人物，恋人涓生与子君，但二者并不在同一个语言维度和权力层级上。“涓生的手记”告诉我们，叙事者把言说的权力给予了涓生。文本中的“子君”是在场的缺席，是叙事者的一种表述。文本呈现的“子君”，并不是现实的子君，子君的真实经验在叙事中已被抹除，读者无从知悉。读者看到的“子君”已经经过叙事者“我”或者涓生的代言和过滤。无论文本中的“子君”多么可悲、多么可敬、多么勇敢、多么悲惨、多么琐碎……都是叙事的诡计。当读者谈论“子君”时，究竟在谈论什么？对该问题的认识，决定着阅读的自觉程度。“子君”是被表述者，“她”/它在文本中处于被观察、被建构、被噤声的位置。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说，“子君”是叙事者的心理“投射”。“子君”是被欲望着的幻象，甚或是涓生/叙事者本人。因此，从性征上讲，“子君”是女性，而从性别上讲，“子君”是男性，或者说至少是中性。 　　那么，在“子君”那里，究竟被“投射”了什么？ 　　三、自然主义；或物质的性别指涉 　　有学者（比如郑家建先生）认为《伤逝》是最不像“鲁迅小说”的鲁迅小说，因为其中充满了琐碎而冗赘的笔触，与鲁迅既往的简洁似乎格格不入。这一精准的观察，从另一角度来讲，可能正好意味着其“鲁迅性”。 　　《伤逝》的琐碎和冗赘，主要指涉文本中大量看似可有可无的日常描写。鲁迅的此类笔法可能也出现过――常常见于其对故乡风物栩栩如生而摇曳生姿的刻画，因为其生动和诗意，在审美效果上不会令读者感到无聊和厌烦。鲁迅的医学背景和美术功力更为此类笔触提供了基本保障。这种笔触从艺术手法上讲，属于自然主义式的写作。借用左拉的话说，创作者就像“一个查考事实的观察者”。自然主义的手法在契诃夫和梅特林克那里，体现为日常生活的诗化和抒情，其创作也成为现代主义的典范。但《伤逝》仅有日常的外观，而祛除了其中的诗意，被构建为日常的“非常”与“变态”。 　　“我立刻转身向了书案，推开盛香油的瓶子和醋碟，……”在《伤逝》的文本脉络中，这句话已经悄然判决了“子君”的必死命运。涓生（因为和子君的自由恋爱）失业后，找到“一条新的路”――通过做翻译谋生。但这条新路并不像涓生当初筹划的那般轻松。遭遇挫败后，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