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之刀与幽昧事象（评论）.docVIP

反讽之刀与幽昧事象（评论） 　　如果用季节来作比，方方的写作，似乎大可以归入冬季性写作一类。冬季的写作属于反讽的写作。反讽意味着质疑和反思，是一种站在生活和人性背面的写作姿态；它对幽暗的世界更感兴趣，致力于洞察生活的荒谬和人性的残缺。 　　坚实和犀利，是方方小说写作的稳定特点。她的文风简直像寒风一样冷峭，笔锋简直像刀锋一样犀利。无论叙述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事象，方方都倾向于深入到它的内里，写出它更为内在的本质，揭示出被外在的表象遮蔽的幽昧的事象。她的这篇刚刚写竣的《花满月》就是一篇这样的反讽之作。 　　《花满月》叙事的时代背景，是现代史上最具变构性和冲突性的历史时期，即在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三十多年间的时间维度上展开叙事。它将叙事的焦点，对准个人在历史转捩时刻的命运和境遇。它的主题，具体地说，就是表现外部的社会变化与内部的人性惰怠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揭示高调的所向披靡的社会改造与低调的无思无虑的世俗生活的冲突。 　　花满月属于有产阶级的女儿。她养尊处优，一味贪玩，不知时变，听不到风驰电掣而来的巨型历史列车的轰鸣声，看不到外面早已“到处兵荒马乱”的现实。她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她被麻将游戏彻底吸引住了。对她来讲，外部的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悠悠万事，唯此为大，麻将桌上的欢乐，简直就是一切：“家里早不许她打麻将，关了她好多天，她吵闹发誓，以自杀威胁。”她的不可动摇的伟大理想，是打满一百圈麻将。她的渺小的理想被巨大的现实阻断了：当端着枪的解放军冲进来的时候，“花满月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她叫了一声，我还没打完哩！”她还有二十八圈没有打完。 　　然而，革命不是游戏，不是玩闹，不允许她继续过那种随随便便、无所用心的生活。她的家人全都逃走了。她因为黏在牌桌上，失去了“逃命”的机会，不得不留了下来。时代的转换改变了一切。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都将被彻底摧毁，也必将“一去不复返”。一种绝对原则和绝对目标将主宰一切：剥夺一切剥夺者的财产，解放那些被压迫的被剥夺者。花满月失去了所有的财富。“全城一条街，花家的店铺占了半条，街名都叫了花半街”。这一切都充公了，她一夜之间成了一无所有的人。 　　花满月是一个迟钝的、不谙世事的人。生来便养尊处优的人，大多如此。对人生的艰辛，她毫无理解；对外部生活的巨大变化，也几乎毫无感知。然而，尽管迟钝和幼稚，她最终还是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生活的变化：“这天夜晚，花满月就跟王四的老娘睡一张床。她也累了，甚至感觉不到时间。一觉睡到天亮，醒来时，远近都有小孩的歌声，激昂欢快。恍然间，她意识到，世界真的变了。”巨大的压力使人屈服，绝望的困境使人妥协。为了活命，她不得不嫁给自己家的车夫王四，嫁给了这个她过去可以甩手就抽耳光的无产者。在她的性格中，有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乐观倾向；她的生活态度，纯然是中国式的，与时俯仰，随圆就方，绝不较真，用她自己的话说，“人一生，不就这样吗。”她学会了接受种种的不适，从王四娘的缠得畸形的脚所发出的臭味，到“肉太少，鱼太小”的年夜饭，到学会干“腌菜厂腌萝卜”的粗活。她的心和性格都变得很坚硬。对于突发的种种变故，她都能坦然受之。丈夫饿死了，婆婆带着孙子弃她而去，她都很镇定地接受了。她的态度是：“没有才好，你以为我稀罕？” 　　关于乡下的枪毙人的“土改”传闻，更是让花满月万分恐惧。她“缩在家里带孩子，根本不敢出大门”。她身材肥胖得很快。她把王四的破衣服随意地套在身上。没有谁会认出她就是当年花家的千金小姐，包括花家当年的女佣来找王四借钱，也没有认出她来。在形式的意义上，她这个昔日的富家小姐，已经彻彻底底地消失了，甚至可以说，死掉了。 　　然而，花满月内心深处的那个“欲望”，那个“本我”，却始终是活着的。她始终没有放下那个“打满一百圈麻将”的愿望，简直可以说，念兹在兹，未尝一日忘之。在这个低级的愿望里，蕴含着她最大的欢乐，也包含着她最大的人生梦想。岁月的流逝，艰难的生活，摧枯拉朽的革命，深入灵魂深处的改造，都没将她的这个冲动和愿望扑灭。直到晚年，一旦有了钱，有了游戏的自由，她就倾其所有，来圆自己的梦：“她的父母兄弟一夜之间离她而去，她身无分文，连衣服都只有身上穿的一套，这一辈子她不也过来了？而且，到老来，还能重新回到牌场，把当年欠她的事情做完。她这一生，又还在乎什么？”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也将生命丢在了麻将桌上。显然，在这个具有核心意义的“幽昧事象”里，潜含着一个深刻的反讽性主题：说到底，那些最为根本的人类本性，根本是无法改造的；那些最基本的人类欲望，也是无法彻底根除的。 　　在这篇小说中，方方倾向于在整体性的意义上反省和批判人性。这是一种无差别的批判。也就是说，作者倾向于发现时间和地域差别背后的共同人性。你看，就时间的向度来说，花满月的内心世界，几乎毫无变化――从过去养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