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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 　　元代的《吕洞宾度铁拐李杂剧》本属“神仙道化”一类，但因其中塑造了岳寿这个做着郑州府六案都孔目的典型吏目，在探讨元代公案剧时亦是不可错过的篇目，只可惜在学术界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剧中的岳寿“平昔之时，吏权大重，造业极多”，被百姓们送绰号“大鹏金翅雕” 　　（此鸟为佛教中的恶禽，以人为食） 　　。该绰号刚好被微服私访的韩魏公听到，韩魏公勃然大怒，声称要岳寿“洗的脖子干净，州衙里试剑来”。岳寿叫苦不迭，“赚煞尾”唱词道：“谁想那百姓每的口，也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最后竟惊悸而死。“赚煞尾”中的这句唱词源出于五代冯道的《舌》诗：“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原诗本是指点世人，尤其是宦海浮沉之人慎言寡忧的庸俗处世哲学与为官之道。但在岳伯川这部杂剧中，岳寿的唱词推陈出新，洗尽庸俗，形象地写出了元代下层百姓对于凶狠吏目的憎恶与抨击。 　　古代中国的小百姓就是借助绰号、诨名、童谣等口头武器，泄导心中愤懑，实现惩戒之目的。当然，这种草根正义的实现，还有待明君和贤臣的出现，所以有着虚幻的成分。不过，其间所蕴含的愤懑确是沉郁而充沛的。设若我们把眼界放得开阔些，这种愤懑之情其实是充塞于许多元代杂剧作品之中的。只不过有时内敛，有时张扬，有时温和，有时凌厉。而元代公案杂剧中，此情则多是张扬而凌厉的。 　　据郭英德先生考证，现有名姓的元杂剧作家共计九十一人：曾为州牧以上高级官僚的十人，布衣终生，或悠游江湖，或行医业贾的十四人，为进士或府学生员的三人，教坊四人，县尹以下的下级官吏三十五人，其余二十五人行事未详。从中可以看出，杂剧作家中下级官吏比重最大，占全部作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占可略知生平作家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郭英德《元杂剧作家身份初探》，《晋阳学刊》1985年第4期）。 　　元杂剧作家多厕身吏目，混迹官场，他们对元代森严的民族等级制度和吏治的混乱有着清晰而全面的认识，所以他们的作品针砭时弊，对于社会批判入木三分，把文学的怨刺功能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元代公案剧的怨刺功能，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尤其是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而在反面形象中权豪势要、贪官、污吏三种最具批判色彩。在杂剧中，他们甫一上场便通过自白词和自白诗为自己画像，让观众看清他们的面目。 　　一、 无耻嚣张、强取豪夺的权豪势要 　　在元杂剧尤其是公案杂剧中，有许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阶层，他们不畏官府，肆意鱼肉百姓，杂剧作家将他们统称为“权豪势要”，借助这些形象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元代的统治阶层和赤裸的民族压迫政策。 　　鲁斋郎：“诗云：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小官鲁斋郎是也。随朝数载，谢圣恩可怜，除授今职。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但行处引的是花腿闲汉、弹弓粘竿、儿小鹞，每日价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分的人。”（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庞衙内：“诗云：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闻着名儿脑也疼，只我有权有势庞衙内。小官姓庞名绩，官封衙内之职。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我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偿命。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杀个苍蝇相似。平生一世，我两个眼里，再见不得这穷秀才，若是在那街市上摆着头踏，倘有秀才冲着我的马头，一顿就打死了。若到人家里，见了那好古玩好器皿，琴棋书画，他家里倒有，我家里倒无，教那伴当每借将来，我则看三日，第四日便还他，我也不坏了他的。但若是他同僚官的好马，他倒有，我倒无，着那伴当借将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我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好宅舍，我见了他家里倒有，我家里倒无，搬进去则住三日，第四日就搬了，我也不曾坏了他的。” 　　（武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 　　葛彪：“诗云：有权有势尽着使，见官见府没廉耻。若与小民共一般，何不随他带帽子？自家葛彪是也。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时常的则是坐牢。” 　　（关汉卿《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几乎雷同的上场诗，几乎雷同的自白词，这些“权豪势要”们是一样的鲜廉寡耻，一般的气焰嚣张，一贯的强取豪夺。他们甚至连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衙门也不放在眼里，“将官府敢欺压”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如此的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有恃”，他们有法律的偏袒，皇帝的庇护。以至于代表公平正义的包待制要想将他们典刑，也须偷偷摸摸，暗渡陈仓。 　　通过这些花花太岁的无耻嘴脸和作恶多端，以及包待制惩处他们时所遇到的阻力，公案剧作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元代民族压迫的深重，以及元代百姓对于这种民族压迫的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