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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抵抗平庸之恶 　　当代文学历经了六十多年，而且这六十多年不再是一个甲子的循环往复，而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产生大变化的时代。很多东西被时光淘洗，有些成为历史，有些烟消云散；有些被遮蔽，有些被遗忘。今天的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对于八十年代以前尤其是17年的历史隔膜程度堪忧，种种现实催促我们去清理和抢救历史。 　　口述史是近年来非常兴盛的一种方式。我偶然涉足其中，一点心得，经验全无。 　　我2002年到《花城》杂志工作，2003年考博，当时导师程文超先生就给我定了做《花城》杂志的选题，不幸的是文超先生2004年过世了。我偷懒，害怕翻阅发黄的旧刊物，就悄悄地改了选题，那时年轻，不懂得做学问要有根基。 　　由于在刊物工作，2008年我应邀为《花城》做访谈，杂志创刊三十周年，2009年设置“花城史话”栏目，这次我主要是一个记录者的角色，访问了历任的两位主编，做了少量的资料核实工作，应该说参与度甚小。但这次漫长的访谈记录也使我对于一份刊物面世、转型以及风格的形成和调整，尤其是刊物与时代政治、审美趣味乃至地域的关系都有了具体的感受。 　　此后，又应程光炜老师之邀为《文艺争鸣》做了几个访谈。我的工作能够有些微意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选题本身，比如张承志的《心灵史》、沈从文的《沈从文文集》、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等著作的出版情形。这些作家作品在当时的出版环境中出版都比较波折，有一定的难度。我去做有一些地利人和的方便。因为在杂志社工作过，大家比较熟悉，为访问提供了很多方便。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感受到口述历史的意义和滋味。常常念想阿伦特的说法：“最大的为恶者是那些人，他们因为从不思考所做的事情而从不记忆，而没有了记忆，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他们。对于人类来说，思考过去的事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深耕、扎根，并因此安身立世，以防被发生的事情――时代精神、历史或简单的诱惑――卷走。”当今时代消费符号所具有的席卷力量即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 　　一、受访者的选择具有首要意义 　　我目前所做的主要是编辑采访，在我看来，这是文学生产的重要环节。编辑部堆着成千上万的稿件，有些成了铅字，有些成了废纸，有时命悬一念之间。编辑是“文学场”中仅次于作家的角色，有点像接生婆，尤其是对文学风气的倡导具有较大的社会学意义。编辑看似为他人作嫁衣裳，但实际操作过程中，编辑是如何偶遇一个作家作品的？作品的哪些因素打动了编辑？作为主体的编辑的意志是如何渗入的？编辑与作家、读者或市场的关系如何？这些也都与文学史发现“历时性范围内展开的内在联系”有关，甚至它们本身也是“内在联系”的一部分。正如黑格尔说，“一个人走不出他的时代犹如走不出他的皮肤”，很多事情的动机和内在关系必须从时代的整体规定性中去寻觅。 　　文学史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起源于畅销书单，是对发行量巨大的图书的关注。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由于踩住了社会的痛处或者开风气之先而成为畅销书，在文学史上留名，成为大家重温时代的凭据。美国《书评家》搞过一次关于读者阅读新书创新率的调查，结局显示：创新率低于10%和高于30%的新书都会挑战读者的兴趣。也就是说，普通读者的潜意识并不前卫，会很宽容地接受不超过70%的重复、模仿，这种创新率不仅指对作家自身，也包括对既往的文学传统，比如现实主义在20世纪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发行量往往并不是作家或者编辑能预先决定的，不过他们可能对此有某些预期。一个作家对自己人生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成为什么样的作家，用什么方式叙事，是关注形式创新还是关注时代热点，作家的意图能够影响受众，但受众的接受程度并不完全由作家作品决定，受众自身的主体性同样值得关注。 　　消费社会，大部分作家都在意读者的数量，但也有一小部分作家更在乎读者的群体，比如王小就不乐意成为大众知晓的作家，所以他采取了有别于大众熟悉的现实主义的讲述方式，然而，他的猝死和九十年代后期的社会环境却使他在消费社会一度畅销起来。 　　王小波过世后与他生前的情况简直有天壤之别，我给生于九十年代的大学生讲课时，发现他们直接把王小波当成畅销作家。这让我大吃一惊，这也是我去做访谈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小波猝死之后，大家听到的大多是李银河的声音，但我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了一些不大一致的内容。也有很多读者以为畅销完全是猝死造成的，其实对文学理解比较深的人知道，猝死的包括自杀的作家很多，但并不是他们的作品都能畅销。王小波作品的畅销、追随者众多固然与此相关，但更重要的可能是他那不同以往的写作抱负，对智性的写作和叙述的可能性的不懈探索，以及与此相关的以写作为志业的作家生前冷遇的抱不平心理。 　　跟王小波责编的访谈一是尽量恢复《时代三部曲》出版和作者过世时的情况，尤其是媒体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当今小说家对大家一股脑儿回到故事的怀抱中有所警惕。 　　《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