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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史家的赞美与鞭笞 　　作为古罗马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塔西佗这个名字在经历了中世纪漫长的沉寂之后，终于在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中被人文主义史家重新发现，享有“文学三杰”美誉的薄伽丘在见过塔西佗的残稿后就曾对此极力赞扬。在随后的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中，塔西佗的历史著述也作为反对专制暴政，宣扬自由平等的重要思想武器而被大为推崇。俄国诗人普希金形象地称之为“惩罚暴君的鞭子”（张广智：《“惩罚暴君的鞭子”：塔西佗的社会历史观及其他》，《河北学刊》2003年第1期），可见塔西佗的史学遗产对于政治理想与社会道德的现实意义。 　　从《阿古利可拉传》中对个体人物道德情感的极力赞叹，到《日耳曼尼亚志》中对区域群体生命形态的真诚关怀，再到《历史》《编年史》中对罗马帝国现实政治不断走向腐化堕落的担忧和反思，塔西佗的历史著述无一不流露出其作为一代史家的人文关怀与政治理想。 　　《阿古利可拉传》中的道德光辉 　　《阿古利可拉传》是塔西佗为其岳父阿古利可拉所写的一部传记，记述了阿古利可拉一生的美德和主要事迹，尤其突出表现了其在治理不列颠地区时令人称道的所作所为。可以说塔西佗写作此传，不仅是为了回应阿古利可拉在暴君多米先统治之朝寿终正寝后所遭受的非议，他在为其岳父进行辩护之余，也充分表达了自己对于罗马帝国“风气之浊如此”的问责和控诉。在塔西佗笔下，阿古利可拉在暴君之朝的生存境遇和行为选择，无疑为古罗马帝制时代的人性塑造树立了新的道德楷模。在歌功颂德之余，也充满了塔西佗对于元气日益恢复的新时代里人性之美的热切呼唤和由衷展望。 　　在《阿古利可拉传》中，阿古利可拉一生的美德是具体而微的，塔西佗为此借助各种事件予以证明。如当阿古利可拉初到不列颠进行军事见习时，即表现出了与其他年轻人把军务视同儿戏的不同作风。“他并不因为身任将军而肆意享乐，或因为自己阅历浅薄而推卸责任……他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向最勇敢的人看齐；他从不贪于自炫而轻尝妄举，但也不畏避任何事物：他成了一个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人。”阿古利可拉的美德和功绩尤其体现在治理不列颠的事务中。塔西佗指出，阿古利可拉初到任上时，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把时间消耗在一些空排场和应酬仪节上，而是着手于艰难而危险的工作。“可是他现在并不因为立下功勋而自骄，也不认为镇服了一个藩属就算是打了胜仗。他甚至不曾在捷报上夸耀自己的功绩。”阿古利可拉治理有方，他洞悉省中民情，深知如何在武力镇压后安抚人心，并试图从本身和自己的僚属入手来斩断战乱的根源，首先治理家政，唯才是任。在选拔将吏的时候，他不从私人感情出发，也不为亲友们的私人推荐或恳求所动。阿古利可拉洞察始末，但并不事必躬亲。“他宽恕轻微的过失，而严厉地处分重大的错误……他以平均负担的办法来减轻人民的贡赋，而同时废除一切巧取豪夺的虞诈手段，因为那些手段往往比赋税本身更为苛重。”正是由于阿古利可拉的社会抱负和政治智慧，使得其治下的人民得以“真正享受太平之福”，进而使“新获得的不列颠地区从来没有像这样不受攻击而就归服了罗马”。随后，阿古利可拉还实施了一定的善后措施，如对于修改庙宇、公共场所和住宅都予以私人的鼓励和公家的协助，帮助这些分散的、野蛮而好战的居民，过上舒适而安于平静的生活。 　　在对阿古利可拉一生的人格魅力和政治贡献进行赞颂的同时，塔西佗以其宽厚宏大的历史眼光也关注到了不列颠人民的生活情境和民族性格。塔西佗客观地指出，不列颠人没有像高卢人一样安享太平而习于游惰之风，也没有因为长期安逸而流于萎靡不振。固然在不知不觉中，他们被罗马人的辞令、衣着、器物等文化侵略的方式所奴役，但不列颠人依然团结一致，试图通过互派使节、订立盟约等方式以抵御共同的危难。塔西佗花费大量篇幅记录了勇敢而高贵的酋帅卡尔加库士激动人心的演讲，充分表现了不列颠人民对于光荣和生存的追求，以及视死如归的豪情与勇气。当塔西佗对不列颠人民的英勇个性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的时候，其作为一代史家的包容性在此刻彰显。 　　《日耳曼尼亚志》中的群体生命形态 　　《日耳曼尼亚志》是根据塔西佗在罗马帝国北部行省日耳曼地区任职期间的生活经历和详尽考察撰写而成的，它颇为全面地记述了在罗马帝国全盛时代，日耳曼各部落的社会组织、经济往来、风俗习惯、饮食起居等生活面貌，对早期日耳曼民族淳朴自由、生机盎然的民族个性和生活状态予以了细致的描绘，也借此间接地抨击了罗马帝国日益严重的暴政和社会弊病。可以说，《日耳曼尼亚志》的撰述，表现出塔西佗对于其他民族和种群的生命形态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尊重，其超越地域与种族的宽广眼界，也生动地彰显了塔西佗博大的历史胸怀和价值追求。 　　《日耳曼尼亚志》中的记载体现了早期日耳曼民族生活的原始性特征。如他们是从来不会和外来的或亲善的异族混杂过的土著，歌谣是其传述历史的唯一方式。他们迷信于通过唱“赫尔丘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