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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青州地区北朝单体造像 　　泰沂山脉以北，黄河两岸，向北及东到大海的这片区域，大致相当于古齐国的范围，因自古以来的文化渊源，形成了一片古老的文化区。在这个区域内，单体佛教造像时有发现，特别是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无棣、烊信、惠民、高青、博兴、广饶、济南、淄博、青州、昌邑、临朐、寿光、诸城等地，陆续出土了许多单体佛教造像，以北朝时期造像最具特色。从造像特点来看，至北朝时期，在这个区域形成了以青州为中心，辐射齐州、光州的古青州地区佛教造像圈。 　　古青州地区保存下来的北朝佛教造像，从材质来看，主要有金、铜、石、陶、瓷等几种质地；从形式来看，主要有高浮雕背屏式造像、单体圆雕造像、造像碑、造像塔、四面造像、造像柱等，以前两种造像数量居多，也最具代表性。 　　古青州地区的石质造像中，背屏式造像形式自北魏晚期就已出现，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结构，至东魏时期发展到顶峰。造像结构一般是有主尊与两个胁侍，胁侍有时用线刻来表现。主尊头光自内而外一般由莲花、辐状物、同心圆、缠枝花卉组成，身光呈椭圆形，一般由莲瓣、平行带、束莲带组成。背屏上部中间一般是龙或宝塔，两侧环绕飞天。造像前期是立于覆莲上，后来慢慢变成了龙衔莲花、莲叶、莲蕾将菩萨托起。这种造型成为古青州地区造像的一大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永安二年（529年）韩小华造像上出现了手托圆轮的人物形象，类似的这种造像在古青州地区的中心区域（青州、临淄、广饶等地）都有发现，时间大致处在北魏晚期到东魏初年。此外，古青州地区还出现了类似于河北地区用透雕的双树做背屏的造像。这应该是受河北造像风格影响的结果。 　　古青州地区单体圆雕造像大规模出现是在北魏晚期以后，从造像内容看，有佛、菩萨、力士、供养人等。这些造像因所供庙堂被毁，组合关系被打破，只能作为单独个体来看待。 　　北魏至东魏初年，在古青州地区出现了一种被称为“丈八佛”的巨型雕塑，除现今临淄、青州、博兴诸城有留存外，青岛市博物馆还存有两件，也极为引人注目。这两件造像原出临淄龙泉寺，面相、表情、体态与博兴兴国寺丈八佛极相似。 　　北魏末至东魏时期，古青州地区除这种煌煌巨制之外，一些体积稍小的佛、菩萨造像也精美异常。造像以立像为主，贴金挂彩，雕琢细致。 　　总体来看，北魏晚期至东魏时期，古青州地区的佛造像均面相方圆、杏眼、颧骨略凸，嘴角含笑。肉髻由高变矮，身型由矮短变修长，服饰由厚重变轻薄。 　　古青州地区单体圆雕造像的高峰期出现在北齐时期。这一时期的造像仍以立像为主。通观北齐时期的圆雕佛像，肉髻较北魏与东魏时期已低矮得多，面相圆润，双目低垂，身姿挺拔秀美，服饰轻薄、简约、贴体。有些造像只在衣裙边缘露出着衣痕迹，有的造像身上的服饰完全靠彩绘来体现。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佛造像。其面相、体态与上述造像无异，服饰也轻薄贴体，但胸前结带表明他身着几重衣，例如诸城出土的佛立像身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胸前露出僧祗支和四条结带，结带在胸前打结，两条垂于体前，两条分搭于肘外。 　　北齐时期古青州地区还出现了一种造像题材特殊的佛造像，佛像身上再现由佛、菩萨、飞天、人物、动物、植物等组成的各种场景。这些场景由两种方式表现，一种是全彩绘，一种是减地平雕与彩绘结合。许多学者将这种造像称为“卢舍那法界人中像”。这种题材的绘画或造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敦煌莫高窟、河南等地都有保存，但其表现方式与古青州地区明显不同。 　　造像碑、造像塔、造像柱等形式的石造像在古青州地区保存较少，不是主流，但也不乏精品。例如博兴出土的北齐兴益造像碑，既保留了古青州背屏式造像的风格（胁侍弟子立于龙托起的莲花上，背屏正中为一舍利塔，两侧环绕飞天等），同时又受其他地区造像的影响，双树形背屏的使用显然是吸收了定州造像的特点。 　　从史料记载来看，该造像塔出现于北魏太和年间以后。目前所见最早的造像塔为临淄北魏建义元年（528年）弥勒像塔，塔上纹饰及佛造像的雕刻方式与同时期山东地区其他造像形式相同。 　　古青州地区保存下来的北朝造像柱极少，唐以后造像柱这种形式的佛教雕塑在古青州地区才得到了极大发展。 　　佛教造像是佛教文化的载体，是信徒们崇拜的对象，同时，也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反映。从保留下来的这些造像，我们看到了古青州地区与古印度、河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河西走廊沿线、江浙等地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些造像为我们重新认识古青州地区文化圈提供了重要资料。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