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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美育怎样立德 　　明确提出“美育立德”的是国务院办公厅，时间是2015年9月，出处是其颁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这是政府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将“美育”和“德育”直接贯通起来，表述为“（学校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这句话其实很有来由，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人们在讨论怎样进行全面的人民教育的时候，许多人认为美育就是为了陶冶情操、提升人格，也就是“德育”，准确地说是德育的一种实现路径，所以，最后讨论结果是把“德、智、体”三育写进教育方针，美育划入德育，这就是“三好学生”的来历。 　　到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因为这次会议上，在讨论人民教育问题的时候，提出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教育当然包括美育，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美育的根本任务。所以再往后，美育任务就基本按照这个表述来说了。 　　以史为鉴，可以正行。“美育立德”这一命题实际上在先秦周代即有过甚为普遍的社会实践，且一度达到礼乐文明之盛，下面我们从此切入，管窥一二。 　　周代万民乐教 　　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美育立德最典型的例子可谓周代的礼乐教化之治。 　　礼乐教化如果套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社会美育。其发轫从信史上考察始于周文王的文德之治，成型于周公旦制礼作乐之后建立的国家礼乐制度。从传说文献中考察，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的虞舜时代。 　　礼乐制度包括礼制和乐制两部分。在周代，主要有吉、嘉、宾、凶、军五礼；乐体现于五礼的制度化用乐中，主要体现在吉、嘉、宾三礼用乐中。 　　礼乐制度如何实现礼乐教化的功能，礼乐教化如何实现道德教育功能呢？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礼乐构成社会礼制礼俗。周代，礼的语义内涵十分宽泛，包括社会制度、社会道德等多个方面。从社会制度方面来说，周代采取的是基于人的血缘关系建立的宗法分封制度和嫡长子继承制度。其社会人群分为三大阶层，一是贵族阶层，包括王侯、公卿、大夫、士，他们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利；二是平民阶层，包括士、农、工、商，他们有人身的自由；三是奴隶阶层，大概包括 隶、僚、仆、台，他们不享有人身的自由。这三个阶层分立出来之后，人就有了上下尊卑。荀子《乐论》中讲，礼别异，就是区别这种上下不同等级。 　　区别的办法是礼制，比如世卿世禄制度（贵族成员的爵位和俸禄世代继承）、嫡长子继承制度（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五服制度（以丧服来表示亲属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以及尊卑关系制度）、宗庙制度（已故祖先建立灵魂依归之所设立的次序和祭祀制度）等。乐制当然也是其中重要一项，比如乐悬制度，即钟磬的悬挂制度。县通悬，宫县指四面悬挂，轩县又称曲县，指三面悬挂，判县指二面悬挂，特县指单面悬挂。按照《周礼?春官?小胥》：“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另外礼乐制度还有多种，如宫廷的舞乐队中“天子八佾（古时乐舞的行列，8人为一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论语?集注》），这样不同等级的贵族身份尊卑都显示出来了。于是，人们在礼乐文化生活中，这种意识被时时灌输或提醒：安分于自己的等级身份，享受相应的社会权利，承担相应的社会义务。 　　第二，赋予乐的礼化内涵。宗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是国家大事，祭祀是吉礼，其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祭祀天神、地示、人鬼。而且祭祀活动频繁，有时令时节的明确规定。可以说，祭祀是周代贵族社会公共生活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周逸书》云：“礼无乐不履。”在祭祀之礼中，兴乐是必要环节。兴乐就是一个问题，兴什么样的乐？这在周代是有严格规定的，如果用乐不当，即是僭礼，会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举例来说，周天子祭天（神）之时“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春官宗伯?大司乐》）。按照东汉郑玄的说法，“黄钟之钟、大吕之声为均者。黄钟，阳声之首，大吕为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周礼注疏》），也就是说这部《云门》（黄帝之乐）用了至阳和至阴的调，就是为了突出祭天（神）之礼的庄严尊贵。另外，按照《周礼》的说法，为了突出祭天（神）礼在吉礼诸礼中的至尊地位，还有一系列明确规定，如王后不能参加，因为这是天之元子即周天子才能配享之乐，参礼与观礼的只能是周天子及其众臣；祭祀地方在南郊圜丘（本义：圆形土堆），因为阴阳五行中南方为至阳之位，在圜丘，因为天圆地方，圜丘代表天寰等。这么用心的安排，意旨何在呢？其实就是含蓄地告诉众臣，周天子是天之元子，是唯一与天（神）有血缘关系的人，来到人间，统治社会，其实是在代为行使天的旨意。这就是天命王权，即通过祭祀垄断宣示拥有神权，通过神权占有王权，昭显其政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即为天命所得。这一办法，在天神观念普遍盛行的周代是十分具有统摄力的。这是一个层面的教化意义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