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我一起拍电影的人，说我是个诗人.docVIP

和我一起拍电影的人，说我是个诗人 　　我出生时天无异象，那天陕西宝鸡的街头有男男女女在游行，庆祝青年节。在大洋彼岸，4个美国大学生因为抗议美国的东南亚政策，被国民警卫队的士兵打死。几个月之后，我跟着父母迁往甘肃，在甘肃住了十几年，一直到我自己选择离开。 　　从1980年到1990年，从我10岁到20岁，10年间，阳光夺目，青春暴烈。 　　整个20世纪80年代，中国充满各种奇异的际遇，前端是改革发轫，反思寻根；末端是人心浮躁，世道浇漓；中间像一座高山一样耸立着“八五新潮”，正是它，把我变成了现如今这个样子。 　　那年我背着书包，站在甘肃长庆一中初二年级的教室门前。我从外地转学至此，之前那个地方很小，而这个有十字街的县城，俨然是一座大城市，初二年级竟然有8个班，每个班都有那么多活泼的少女，发出尖叫，在走廊里奔跑，阳光照射在她们的裙子和辫子上，这让我瞠目结舌。我发愣的时候，我身边站着的老三也在发愣。他跟我长得很像，也是从小地方转学来的。我俩一起发了一会儿愣，被好心的美少女叫进教室坐下。我记得就在那个下午，我的青春期“咣当”一声，开始了。 　　我的诗歌之路和我在消防员生涯里遭受的磨难紧密相连。我还不到16岁，却冒充一个18岁的青年，体力和心理状态明显跟不上。新兵集训的第3天，我就摔倒在训练场上，脚踝严重受伤，迅速肿起来，被班长背回宿舍，但只休养了3天就返回训练场，左脚因此留下隐患，不能坐火车，不能长途步行。我不太清楚这算不算青春给我留下的印记，因为青春给我留下了太多的印记――伤口、文身、诗歌和记忆…… 　　春天，我穿着衬衣，叼着烟站在深圳街头。我不但写诗，也开始打架，而且还偷偷去了南方，接受了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我第一次到了广州，看到巨大的健力宝广告牌；我第一次到了深圳，看到更巨大的万宝路广告牌；我第一次抽进口香烟、喝可口可乐、听广东劲歌；我看到满街的人穿着牛仔裤忙个不停，无数大厦拔地而起，心里充满了焦虑――我深感时代变化，却无力参与。与此同时，文学革新扑面而来，那种老旧的、不合时宜的写作已经被苏童、叶兆言和余华等人撕开了一个口子，文风为之一振；在电影方面，《红高粱》《黄土地》也头角峥嵘，我在电影院看了两遍《红高粱》，深深地被这部电影吸引，内心产生了要为电影做点什么的冲动。 　　20岁转眼来临，我用来纪念自己20岁生日的举动，就是结束我的消防员生涯。我已经做了4年消防员。第一次出火警的时候，因为同车的战友过于激动，一把将我从消防车上推了下来，我“扑通”一声倒在火场前，围观的群众发出善意的哄笑。我恼羞成怒地爬起来，整理好钢盔，消失在身着同样装束的战友群中。第一次救火就像初恋，我总是记得很清楚。我冲进火场，铺设水带，眼角不时掠过围观的群众，希望从中发现敬佩的目光。我4年内救了十几次火，抗了好几次洪，打过好几次架，用军装换了好几次西瓜吃。我恋爱，失恋；我写诗，再把它们忘记。 　　做出决定的时候天无异象，20世纪90年代，某个平常的早春，下着鹅毛大雪，我穿好皮衣，背着一个小包就离开了。耳机里轰响着摇滚乐，我踏着积雪，走向未知的、全新的生活。 　　和我一起拍电影的人，说我是个诗人；和我一起聊文学的人，说我是个拍电影的。我每每欲辩却忘言。诗歌于我就像是记事簿，每一段诗歌的背后，必有一片落叶、一条河流、一匹马、一座城镇或者一个女孩。 　　我几乎不了解诗歌的发生机制，我像画画一样对待诗歌，这或许是个错误的办法，我写下这些长短句，寻找内心的片刻宁静。 　　有时候，有些夜晚，我对着这些梦呓，内心波澜起伏。我渴望被理解，又害怕暴露在空气里；我渴望振臂一呼，又害怕应者寥寥。此时，诗歌是我唯一的密室，可以让我躲在里面，与自己的灵魂亲近，就如同小学三年级时的那个春天，我在月黑风高的旷野里，第一次发现自己；又如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遇到浪漫女郎，将我的身心引向新大陆。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