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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渡赤水背后那支孤军 　　曾经，有一支红军队伍活跃在川滇黔交界地区。他们组建于遵义会议之后，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传奇中少为人知的疑军，也是万千重围中的一支孤军。这支部队，就是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疑兵诞生，牵制敌人 　　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的组建，同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密切相关。在1935年1、2月间，蒋介石的“追剿”步步紧逼，嫡系薛岳部和川、黔、湘、滇、桂5省地方部队数十万兵力向遵义地区汇集。中央红军几度受挫，1月28日，土城之战中主动撤退；2月2日，强攻川南叙永县城再次受阻。至2月7日，因敌军加强长江沿岸防御，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已无可能。危机时刻，毛泽东在2月9日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这就是说，暂时搁置北渡长江方案，转而掉头东进，以摆脱敌军。 　　兵者，诡道也。中央红军要东进，就需要同时示形于其他方向以迷惑敌军，这就是疑兵。因此，中央军委召开扎西会议并作出决策：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为贯彻这一战略决策，中革军委从红军部队中抽调出一个干部连、一个基干连（国家政治保卫局第5连）、一个运输排、一个卫生班、一个警卫通讯排和几名修枪工人共400余人，由原红三军团6师政委徐策任纵队领导人。纵队组建时，周恩来亲自作动员，并布置3项任务：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建立根据地。 　　于是，新成立的川南游击纵队在2月12日进入川南叙永地区；中央红军则在11日东进，开启了二渡赤水的征途。 　　疑兵必须示形于敌，也意味着必须在避战中巧战，在遭遇中苦战。川南游击纵队正是如此。在与中央红军分手后，他们随即与叙永当地游击队会合，此时整个纵队仅600余人，重武器不过4挺重机枪。但在徐策带领下，于2月中旬挥兵叙永县城，在3月4日与川军、民团遭遇苦战；3月14日，进逼川南长宁县，诱敌增兵“围剿”；3月26日，再次陷入川军、民团包围苦战；4月30日，围攻云南威信水田寨，赶走敌军独立营；5月22日，击溃保商队，开入川南洛表镇…… 　　事实上，四渡赤水之役，除川南游击纵队外，中央红军另外还设下3支疑兵，分别是黔北游击队、遵湄绥游击队和赤水河游击队。每支疑兵至多不过百余人，却与川南游击纵队一样主动求战，牵制敌军。苦战中，除一支被打散，另外两支曲折会合后，在7月辗转与川南游击纵队会师，合编为900多人的“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徐策任司令员兼政委。 　　从2月成立，直至中央红军在5月初渡过金沙江，赢得四渡赤水胜利的整个阶段，几支游击纵队有意暴露行踪，以各种番号游走川、滇、黔交界之地，与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周旋，迷惑调动敌人。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有时一天打几仗，这番左冲右突、主动求战，真让国民党军队视其为主力一部，引来“三省会剿”，从而牵制了大量敌军，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军事行动。 　　但是，在敌人一再的“围剿”中，游击纵队自身元气也大为损耗。戴元怀、梁亚伯、张凤光等特委和游击纵队重要领导人先后壮烈牺牲，川南游击纵队司令王逸涛经受不住艰苦斗争的考验而投敌叛变。1935年7月13日长官司之战，纵队误入敌人重兵埋伏，遭受重创，徐策重伤被杀，包括多位骨干在内的百余战士阵亡。 　　扛起大旗，孤军奋战 　　“疑兵”使命终结，主要领导人身亡，孤军悬于重围，加之叛徒王逸涛被任命为川南招抚特派员后，通过各种渠道展开劝降攻势，部分地方同志相继离队，纵队面临解体危险，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时，特委副书记余泽鸿挺身而出，担任纵队政委和川南特委书记的职务，扛起纵队的大旗，率领这支孤军继续前行。 　　余泽鸿，四川长宁县人，原中央直属纵队干部团上级干部队政委。其时，他虽年仅32岁，却已历经浮沉。这位恽代英的高足、四川早期地方团负责人、大革命时期“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曾一度身居党内高位，于1929年8月接任邓小平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职务，成为“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到苏区工作后他受到“左”倾路线排挤，被戴上“罗明路线”帽子屡遭打击，先被贬至中央苏区红军学校做教员，后又到苏区一个小县城做城防司令。若非周恩来多次设法保全，安排工作，恐怕最后难以跟随大部队长征。 　　囿于史料有限，今天已无法探知余泽鸿被中革军委抽留到家乡一带打游击时的心情，但以其丰富的党内经历，他不会不明白几百人的纵队担负“疑兵”重任后将面临的危险。然而他没有退缩，与徐策一起肩挑使命，值此纵队面临生死攸关之际，更是义无反顾地接过重担。 　　在余泽鸿带领下，纵队接连开会，认真总结几个月来牵制和打击敌军的经验教训，确定下一阶段对敌斗争的行动方向，提出抗击敌人“围剿”的任务。 　　通过一系列会议和休整，纵队重振士气，尽管“三省会剿”加剧，但红军战士却越战越勇。8月连取贵州赫章和四川筠连两座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