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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校”,钱锺书号称“钱半开”
陈骏涛:多年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经历了新中国文学的成长、曲折和发展;他与中国当代许多作家建立了紧密联系,与文学界渊源颇深。
采访者陈墨:陈骏涛的硕士研究生。
问:咱们按时间来,先说干校,您怎么成了去干校的先遣队员?
答: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连锅端。我们也没感到意外,事先就已经有风声了。在我们之前,有些单位都已经走人了,就风传着社科院也得下去,什么时候下去还不知道。这回通知真的来了,所以并不感到意外。如果说有意外,那就是连锅端,这个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原以为像俞平伯、钱锺书这样的人可以不去的,但也都要去。他们都是带着家属去,俞平伯是带着他的夫人,一个小脚老太太,比他年龄还要大点。让这些老人都下去,这种做法真是不人道。
问:当时您是不是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没有去想是否合理?
答:没有想。就是觉得这条路必须走,必定要走。也不是强迫,而是我自己觉得应该去适应它。我记得从通知下达到我们动身,也就是十天半个月的样子。在这之前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当先遣队,先遣队里面还有钱锺书。
问:文学所先遣队一共有多少人?
答:大概是十来个,或二十个人的样子?
问:先遣队是去选地方?任务是什么?
答:不是选地方,地方已经定了。也就是需要有人先去,打前站。先走一批人,就这么回事。
问:先遣队出发的时候,有人送行吗?
答:有人送,而且送的人还不少。当时好像还觉得挺光荣的。先遣队是打前站的,是干活的,我这样年轻力壮的人完全可以,也比较听话,积极性比较高。像钱锺书这样的,也当先遣队,后来想想,觉得这是一种很奇妙的组合。为什么要钱锺书当先遣队呢?可能是先遣队里面也需要老中青结合吧。是坐火车去的,在老北京站。有不少人送行。我家里没有人送,你师母上班,带孩子,哪有时间?我记得钱锺书,是他夫人杨绛,还有他们的独生女钱媛来送。在什么地方下车?反正是河南的什么站,我忘了。下车后,坐汽车,到了罗山县。
在罗山期间的事忘得太多。我曾经说过在罗山我们住的是老乡房子,实际上我们住的是前劳改队的一个大营房。我们这些人去就是打前站,负责生活安排什么的。给我的任务是筹组炊事班,检查那些灶具,食堂的桌椅板凳什么的,缺什么就去采购……
问:一般食堂都是女士负责,怎么分您去负责?
答:总得有人撑头呗!可能是因为我比较热心?也有女的,还有别的人。厨师好像是从当地请的,不是文学所的。大队人马来了以后,就从原来行政人员中抽出人管食堂,我就不管了。
问:在罗山待了多久?
答:大概也就待了一两个月吧!原来是准备在罗山驻扎下去的,后来因为罗山地盘小,土地也不多,就搬到息县去了。
问:1970年的春节在哪儿过的?
答:春节肯定在下面过的,不可能回北京。我去干校一共就回来过两次,三年时间就回来两次。第二次超过了两天,不但扣发了工资,还在大会上被点名批评。当时就因为女儿漫红发烧了,我不忍心走,拖了两天。
问:下去的第一个春节是在罗山过的,还是在息县过的?
答:那肯定是在息县过的,因为在罗山待的时间很短。
问:在“干校”吃饭,就餐需要买饭菜票吗?自己可以选吗?
答:就是一个人打一份,不需要什么饭菜票,要选的话也就是从几种菜中选一两种。也就是这样。
问:那饭量大饭量小,吃多吃少都一样?
答:基本上就是这样,不过吃多一点或吃少一点也是有的。
问:食堂有核算吗?比如节余多少?亏损多少?
答:这个有专人管账。我不管这些东西。
问:您不是负责人吗?
答:那是在开头阶段,在罗山时的筹备阶段,我曾负责过。后来大批人马来了,我就不管了,我就改任保管员。到息县以后,就分给我钱锺书、吴晓铃、吴世昌、范宁这四个老人,开头可能还有一个劳洪,原名熊白施。这几个人,我们在一块,专门管劳动工具、环境卫生、便民服务,还有邮政收发这些杂务。也就是后勤组吧,虽然没有后勤组这个名义,实际上是一个班的建制。那个时候像部队一样,以连队建制,连下面有排,排下面有班。我这个组就相当于一个班,一个小班,也就那么几个人。钱锺书先生后来在信里说我是“鸡首”,就是说我在这一段日子里是他们的头,当然是一句开玩笑的话,却成了“经典”。
问:您对清查“五一六”的记忆有哪些?
答:搞“五一六”,还是在下“干校”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坦白交代说,有一个叫“五一六”组织,他参加了,等等,于是就疯传开来。当时中央领导、中央“文革”那些人也首肯了,在他们的讲话中也提到了有这么一个“五一六”组织,而且学部还是“五一六”的一个大本营。学部“干校”后来从息县搬到了明港,集中在明港一座废弃的兵营里,主要就是为了搞运动。那个时候息县也没有多少活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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