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徒的国度.docVIP

在信徒的国度 　　没去过斯里兰卡，抽象地觉得远在天涯海角。因为远，就本能地以为无所知，于是去前开始大做功课，在飞机上断断续续的睡眠间隙里也一直看书，希望落地时不至于太唐突。落了地，在机场就感到潮湿的热，出了机场打眼看到路边丰肥的热带植被，明白为啥觉得远得恍如隔世了：斯里兰卡再往南就是赤道了，对于一个生活在北温带的人来说，赤道几乎就远在了地球的另外一头。碰巧我去过的十来个国家，全在北回归线以北，我对赤道一带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想象。这些想象源于各种关于非洲和南美的描述。 　　坐上接站的中巴车，一路看到首都科伦坡，我庆幸这几天来看对了书。奈保尔的非虚构作品《印度三部曲》，多年前读过，是因为文学和印度；这次重读，是想在书中找到一点斯里兰卡的蛛丝马迹。在进入第一大城市的沿途，我怀疑奈保尔当年写的不是印度，而是前不久的斯里兰卡。我没去过印度，不知道奈保尔离开后的四十年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但就以我见到的这一路“城市化进程”来揣测，印度/斯里兰卡可能多年来都是蹒跚着走向现代化。 　　进了郊区，清早的大街上走着很多赤脚的老人，穿缠腰布，露出精瘦的古铜色身体。刚下过雨，他们对浅小的水汪视而不见，面容中有某种坚定的茫然和空白。沿街的建筑低矮、破败，除了佛塔和佛像尊荣隆重，住家和店铺一例漫不经心地单薄和贫瘠，有人坐在墙根，无所事事，迟缓地运行他们的身体和表情，低下头时，我总以为是在看蚂蚁搬家，就算看蚂蚁搬家，他们也不是专注敬业的那一类，而是有着神游物外的空茫和懈怠。偶尔有几辆沾满泥水的低端汽车迎面开过来，更多的是头尾都包裹起来的小小的机动三轮车，斯里兰卡叫TUTU车，中国有些地方称之为“小蹦子”。车顶上注明：TAXI。 　　我以为这种出租车只在郊区使用，拐过一条街，接站的朋友说，进市中心了，再拐两个弯就是希尔顿酒店。小蹦子多起来。朋友说，科伦坡的出租车就是这个。我狠狠地纠结了。我来自苏北的乡村，见得最多的也许就是贫穷和落后，但我必须说，一个国家的首都如此缺少过渡，还是超出了我的预料。 　　事实就是如此，在希尔顿酒店的十三层楼上我眺望整个科伦坡，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座可以跟“国际大都市”的想象稍微贴近的高楼，这座谦卑、沉默和缓慢的城市并不比我故乡的县城繁华多少。经历了中国近年来疯狂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习惯了以GDP和高楼大厦作为发展指标的语境，科伦坡确实让我有点反应不过来。我比来之前更迫切地想知道，斯里兰卡人究竟在想什么。 　　我到斯里兰卡是为了参加科伦坡国际书展。活动不多，结束了就往大街上跑，朝人群里钻，累了就叼根烟站在路边，看斯里兰卡人和车辆水一样从我眼前流过。他们说口音极重的英语，有些人，只会说僧伽罗语，偶尔的交流只能靠比划。若非在沸腾的市场上，他们很少喧嚣聒噪，步行者沉默地走，依然有着石头一样坚硬或空白的表情，或者稍稍低头若有所思。没事的时候他们喜欢坐着，面对陌生人会露出单纯、淡然的笑容。他们形容焦枯，但你在他们脸上看不到焦虑和纠结，更不可能发现歇斯底里和穷凶极恶。他们长着一张安之若素、习惯于慢半拍的脸。你会觉得他们身体和精神的某些部分是静止的，被坦然地搁置到一边，因为这些部分无需或者根本就不屑参与进日常生活，只在礼佛时除外。手持莲花右绕佛塔转着圈子走，或者面对佛像垂首低眉双手合十，他们才会动用整个身心，身体在暗暗地绷紧，意念在上升，神思专注而邈远，他们庄严凝重。 　　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确：在斯里兰卡，76.7%信奉佛教，7.9%信奉印度教，8.5%信奉伊斯兰教，6.9%信奉基督教。即便有出入，这也是一个绝对的信徒的国度。我在一座寺庙里看到了一群密度巨大的斯里兰卡人，绕塔者绕塔，礼佛者礼佛，念经者念经，其余劳累的男女老少，在塔前、墙下、鹅卵石上、沙地上随机席地而坐，就算只是发呆，表情也丰盈饱满，一派祥和。除了祈祷诵念之声，整个寺庙有种午后斜阳的静谧，让你觉得这世界本该如此，太初有道，理所当然。 　　正是在这个寺庙里，我对先前的认识产生了怀疑。那些斯里兰卡人，他们的茫然和空白是奈保尔认为的印度式穷人的无知、蒙昧、懒惰和无所事事，还是源于内心的虔信与笃定，或者对贫穷、制度和种姓的隐忍和顺从？我请教了一位在科伦坡生活了多年的华人，说起斯里兰卡人他既羡慕又鄙夷：被中国人视为三座大山的教育、医疗和住房，他们根本不需要考虑前两者，国家埋单；至于房子，天热，你要愿意凑合过，有个屋檐避雨就行了，穷人可以穷得心无挂碍。正因为没负担。他们把自己全身心地交给精神生活，对很多人来说，信仰是日常的主体。他们安于贫穷，不思进取；也因为甘于种姓的贵贱，他们对贫富分化视若等闲。这位华人兄弟为此颇为骄傲了一把：以中国人蓬勃的进取和吃苦耐劳，在斯里兰卡发不了财简直天理难容。他是发财者之一。 　　我随身携带的《印度：受伤的文明》一书中，奈保尔也论及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