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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家的“衣服”下 　　曹大臣教授任教于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长期深耕于中日关系史和日本研究领域，学术成就卓著。但即便他身边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他还是一个诗人。早在1980年代初上师专时，他就开始写诗了。二十岁左右，他的诗作就在《福建文学》《诗歌报》等报刊上发表，在诗友圈中被奉为“一面旗帜”，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年轻诗人。但九十年代的社会大转型把每一个人都推到了艰难的抉择面前，曹大臣暂停了诗歌写作，选择求学深造，走上学术研究之途。很难想象，在做这个选择时，他内心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或许他发表于八十年代后期的《这身衣服》，预言了他后来的道路： 　　就是这身衣服 　　钮子都扣上的时候 　　你就成了一个秘密 　　成了一个秘密 　　就可以走出去 　　学问成了他的一身体面的“衣服”，使他得以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并获得很高的成就和荣誉。虽然他并非不爱学问，但在他内心的价值序列表上，似乎并没有把学问排在第一位。在他学者的衣服下，深藏着一个秘密，那就是：做一个纯粹的诗人！他最近说过的一句话把他的这个心结表露无遗：“我做这一切（指他的学术工作）都是为了写诗。”――作为一个历史学者，这是不是很疯狂？ 　　事实上他也并没有完全停止诗歌写作，新世纪以来，在繁忙的教学和学术工作之余，他还是零星地写下一些诗作。到了近年，他的内心终于积聚起不可遏止的写作冲动，仿佛“一位女神出其不意的降临，我大声喊出妻子和母亲”（《针》），他不但一口气写下了数十首诗，还雄心勃勃地构思起一部大型史诗。 　　纵观这些诗作，相对于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既有不变，也有新变。不变的是他创作中鲜明的智性色彩，一种“知识分子写作”风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抒情狂欢中，他的这一写作姿态颇显独特，而这其实也是九十年代以后当代诗转型的一个趋向。曹大臣惯于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发现世界、生命、历史、人性的本质，打破事物的表层去呈现其内在的断裂与连续、偶然与必然、可能与不可能。比如《公交车》一诗写道： 　　这蚯蚓一样的虫子 　　在这座城市在那座城市在所有城市 　　爬来爬去 　　整个世界都是它的影子和排泄物 　　透过司空见惯的都市物象，诗人发现生命在现代性世界图景中所遭受的异化、挤压和贬损，人成了异己之物的“影子和排泄物”，而这异己之物却正是人所制造出来的，这不正是人类生存的深刻悲剧吗？《石片》一诗中，当“石片”被孩子投出手后，在空中和水面的飞翔中也曾获得短暂的自由幻觉，但“沉入水底之后/我又面临被裹挟的命运”，揭示出生命被异己力量支配的残酷真相。这首诗与卞之琳的短诗《投》颇有同工之处。《树叶》则展示了无数面目雷同的树叶的两种命运：要么在季节轮换中渐次枯黄，随风而逝，仿如从未存在；要么经历一束光的照耀或暴风雨的洗礼，由此从“黑暗”的深渊中显现出来。这既透露出对生命存在处境的深沉思考，也揭示出一种诗学智慧：诗或艺术不正是那从“黑暗”中把无名者拖拽出来进入存在之境的强有力的手吗？类似的诗还有很多，它们表面上有点像咏物诗，但更倾向于里尔克式的咏物诗，即不是那种简单的托物言志或借物说理，而是把主体充分消解到物之中，在对物的描绘中呈现客观化的、更具普遍性的生命经验。 　　说到新变，首先曹大臣的近作更具历史感，更关注历史与个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阅历增多而来的自然变化，但无疑也与他的历史研究职业关系甚密。在近作中，他更多地写到历史题材或采取历史的视角，如《哀歌》《三个人》《父亲》等，这些诗涉及到的不仅是宏观历史，更多是家族史、小众史、个人史等，可以看出他更关注鲜活的个体生命在历史洪流挟裹下的命运，力图通过诗的力量把那一个个伤痕累累的个体从黑暗的历史中拯救出来。这是否也透露出他对大数据式的主流历史研究的质疑和背叛，从而更多地转向了诗？但诗并非只关注“个别”，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意义更重大，因为诗所陈述的事具有普遍性，而历史则陈述特殊的事”。当然，今天主导性的历史趣味早就不是“特殊的事”了，而是其后的结构、系统和规律，而且这种倾向于忽略主体的观照方式已经造成了诸多学术症结。或许曹大臣正是在历史研究中有感于这种症结，从而尝试在写作中把历史和诗结合起来，用诗来恢复历史对“个别”的关注，同时又用历史来增强诗的客观性与厚重感？总之，诗与历史并不一定是一对冤家，曹大臣力图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尝试无疑是有意义的。 　　其次曹大臣近作增添了更多的叙事因素，他的一些诗作甚至可以直接看成是叙事诗，如《大厂纪事》等。叙事对于诗歌本来是一柄双刃剑，一不小心就会削掉诗的翅膀，让其陷进“个别”的泥潭。但如果处理得好，叙事也会给诗歌带来鲜活的肉感或质感，赋予诗歌以一种介入的力量。同时叙事有时候也有助于诗歌摆脱过多的主观性，增强诗歌的客观性与普遍性。曹大臣在一些诗作中非常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