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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美与道德之间 　　摘 要：梁实秋深受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影响，其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视文学的道德性。梁实秋反对现代文学中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强调文学对于培育人的道德的作用，认同儒家的美育思想。他在捍卫文学的道德性的同时，又坚持文学的审美性，并为调和文学审美性和道德性的关系做出了很大的理论努力。 　　关键词：梁实秋 新人文主义 审美性 道德性 　　作为现代中国新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梁实秋非常重视文学的道德性。他的理论源自他留学美国时的老师白璧德。 　　白璧德的文艺思想是建立在对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文艺思潮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不讲艺术形式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花哨恶伪的现代主义，都是以培根为代表的科学自然主义以及以卢梭为代表的情感自然主义在文学领域留下的恶劣后果，因此他试图用“更高的意志”对文学加以调控，使之具备道德性质上的纯正，他主张用普遍的人性规范文学，强调文学增进社会协调、融洽与维护人类道德的功能。这种文学思想有着鲜明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情怀，所以梁实秋不仅把它看成一种文艺理论，而且把它当作一种人生观。梁实秋说，“他（按：白璧德）谈的是文学批评，实际上牵涉整个的人生哲学。以我的了解，他的主张可以一言以蔽之，察人物之别，严人禽之辨。他强调西哲理性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己复礼的教训，释氏内照反省的妙谛。我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使我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1}梁实秋认为，“白璧德一面极力反对唯物的看法，以及脱了缰的功利主义，并进行打击各式各样的‘假科学’；另一方面更要驳斥放纵情感与想象的浪漫主义。他的理想是‘中庸’。他所尊崇的是理性。”{2}从梁实秋本人的对古典主义的亲近和《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文学的纪律》《浪漫主义的批评》等文章来看，他很多情况下是直接运用白璧德的观点而展开文学批评活动的。虽说梁实秋的美学思想多少也受到了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约翰逊等文艺思想家的影响，但就提倡文学的道德性这一点而言，白璧德对他的影响是最显著的。 　　梁实秋看重文学的道德性，同时坚持文学的审美性。为了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他曾经在系统研究西方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伦理的态度”“伦理的经验”“伦理的情感”“伦理的想象”“伦理的效果”等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带有新人文主义的理论背景，梁实秋试图通过它们，使新人文主义理论话语深刻地介入对作家、作品、创作过程及作品鉴赏等各个方面的评价中去。梁实秋为调和文学审美性和道德性的关系做出了很大的理论努力：从作家的角度说，他极力主张作家的道德修养。在《文人有行》等文章中，他对无行文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判。对于美国批评家斯宾岗在其Creative Criticism中认为道德与艺术毫无关系的观点，他多次严加批驳，认为斯宾岗的见解是“似是而非”的。在《诗与诗人》一文中，梁实秋认为一个诗人在修养上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其一，一个诗人对于人生要有浓厚的兴趣；其二，诗人要摒弃名利观念；其三，诗人要培养正义感。基于此，他总结说：“诗和诗人是不能分开的。要做诗，先要做诗人。诗人除了他必须有的运用文学那一套技能之外，更要紧的是培养他的人格。”{3}就文学的题材来说，他力主“文学以整个人生为对象，愈是伟大的文学，愈要以有道德性的经验为题材”{4}。就文学的社会作用来说，梁实秋极其重视文学的伦理效果，强调文学的道德教育功能。梁实秋对各种文体做具体的分析时，都比较重视文学的道德意义。在谈论诗歌时，他提出诗人应该写“人类共有的常态的情感”，而不应当写“他自己特殊的或怪癖的或反常的情感经验”。他认为一个良好的故事乃是一部成功的小说之基本的条件，“故事本身要有意义”。他明确地指出，“讲到故事的意义，我不是在说‘道德的教训’”，那种在故事之后缀上说教的尾巴，或是在情节里杂糅一些伦理教条的做法是陈腐不堪的，“我说故事要有意义，是说要有严肃性”“不一定含社会问题”，但对人生是在“作沉着的观照”，对人性是在“作深刻的挖掘”。谈及戏剧时，梁实秋指出，“好的戏剧”“既不是宣传说教，也不是低级趣味，更不是逃避人生，而是严肃地对付人生，深刻的挖掘人性，使观众得到情感上的满足，而于幕垂之后犹能低回思索”。{5}他批驳了斯宾岗的“诡辩”并指出：“文学与道德有密切关系，因为文学是以人生为题材而以表现人性为目的的。人生是道德的，是有道德意味的，所以文学若不离人生，便不离道德，便有道德的价值。”{6} 　　文学所表现的道德“其范围至为广阔，既不限于礼教，更有异于说教”“文艺与道德有密切的关系，但那关系是内在的，不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主从关系”。{7}他在《现代文学论》中推崇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原因就在于其道德的严重性，认为只有这道德的严重性才能把现代小说从纤巧肤浅中挽救出来。总的说来，他既反对把文学当作工具，也反对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