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世界里游行的诗侠李海洲（评论）.docVIP

在汉语世界里游行的诗侠李海洲（评论）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陈与义《临江仙》 　　为什么不收购自己呢 　　上世纪90年代初春天的一个午后，我的师兄、著名诗人李亚伟来到我栖止的阁楼访酒喝。他身后跟着一位长相出格的机灵少年，手中抱着一个那时通行的猪腰子包包，面部表情不无调侃。亚伟说，这是个写诗的好兄弟，叫李还揍。我开玩笑说，名字还取得扯呢，是不是你经常出去惹事，打架势若雷霆，把人往死里整，暴打时还忍不住大吼：我叫你还揍！我叫你还揍！ 　　趁我们二人都大笑的时候，出格少年不动声色地递给我一张名片，上写“重庆沙坪坝长江物资回收公司经理李海洲”。我一看就更乐了，这么个小年轻，就当上了回收公司经理，好玩儿。于是我们吆五喝六地进入一家苍蝇馆子醉酒，此为结交之始。那一年，海洲18岁。 　　再后来，我们混得烂熟，成了好哥们儿。常拿那天见面的话题打趣。我说那天很想问：你为何不把自己当作废旧物资给收购了呢？就此免不了打趣互损，机锋迭出，每每泥醉方休。 　　玩笑且归玩笑。岁月播迁，白云苍狗，在这个朋友互相背叛起来转若飞蓬、捷如影响的时代，还能存一份醇酒烧腊一样的感情，实在是难得。 　　那些把身体用旧了的成都岁月 　　和我见面的第二年，海洲由于人和诗歌都长得太出格，被特招到成都某部军营里。别人当兵，要么是想捞一官半职，要么是想成长为“铁血战士”，对兵器与纪律着迷，可这二者显然都不对他的胃口。 　　在这么坚硬的地方，海洲偏偏喜欢柔软的人与事：舞文弄墨，喜欢写诗。在军营里写诗，写得好的概率不是太高，因为很多人喜欢写大词，不喜欢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大词这玩意儿，就像深谙中药习性的人一样，必须要懂得用药并讲究配伍才行。若是搭配不当，弄出来的不仅不能治病，反而有可能害身，玩成残废。 　　我在《一个孤独的国王》（四川文艺出版社，2015年11月版）这本诗集里，没看到他早年写诗的勾当，不知海洲是有其他原因，还是不屑于学明末清初的诗人侯方域来编个《壮悔集》，总之早年作品一星半点都没留在这本诗集里。或许早年的成都，于他来讲，诗酒流连更在于酒。虽然记忆力奇佳，但我的确记不得他那些年所写的诗作了，倒是记得他借调到《西南军事文学》做编辑时，为我编发了一篇写唐伯虎的文章，名之曰《悲伤的江南》。这篇文章被一些刊物转载，且编入了我早年的随笔集《手抄本的流亡》，应该算是海洲如今高居几个杂志总编不错的起点吧。 　　我想海洲一定还记得90年代初我们一千朋友，曾经昼夜在成都西门车站的一家地下酒吧，喝得昏天地暗的情形，其嘈杂颓败，宛如一群病人接管了医院。四平八稳的生活，被我们撕掉了亵衣。这些岁月，狂欢当属无疑，用我们老家的一句大俗语来说就是，鸡鸡儿都耍打脱了。但我们也得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些颓放岁月，不可阻遏地把我们都用旧了。 　　诗歌王国里的配伍 　　一首诗大词遍身，看上去政治正确，却浑然不及诗的真情实感来得惬人心意。本质上说，真正的诗歌从来不仅与宏大的歌颂无关，且与喊口号无涉。道德警察王安石说李白的题材无非醇酒妇人，求仙学剑之类，都卑之无甚高论。老实说，这世上伟大的诗人，几乎没有不是通过写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题材，而成就其伟大的。海洲亦无例外。 　　为什么大词这样不招人待见，尤其是写诗之大忌呢？你可能要问我，你所说的大词何所指？简单地说，就是20世纪著名思想家波普尔意义上的大词。这种大词表达假大空的东西，完全是些“不及物”的词汇，“不及物”让我们想起言不及义。更确准的表达就是，所言不仅不及物，更不及人。换言之，言不及人（义），不是所指与能指有喻隙的问题，因为这是所指与能指的关系常态。更重要的是，所指与能指的方向完全相反，这才是大词最可惧之处。你被拉到相反方向去，结果你还信以为真地以为到了自己想要到的地方。 　　曾经，海洲写了《送魂记：献给天府之国的西北阳台――汶川地震一周年祭》，这样的题材，驾驭不好的人，写来无疑会令人生厌。时事变成政治，加上作为奶糖的抒情，写成政治抒情诗，抒情就会成为政治的奴婢。这样失败的作品，我们见得太多了。海洲这首诗里也用了“人类”“人民”“地球”“亚洲”这样无论从种属还是从地理上来看，都算是广大得骇人的词汇。但你读完后，完全不感到生厌，那是因为他的诗句并非“言不及人”，而是落到非常细节而日常化的东西中。大与小的配伍――正如他在《酒精，你好》一诗所说的“反讽押解着生活常识”――达到了一种水乳交融的和谐。 　　诗歌统计学中的李海洲 　　看了李海洲这本《一个孤独的国王》，若是我们做个游戏，让你做个猜测性的统计的话，什么语词在他诗集中出现的频率会比较高呢？我细读了几遍，终于弄清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他喜欢在一些词汇前面加上一个“小”字。 　　统观《一个孤独的国王》，海洲在诗歌里用了“天文学”“地理学”“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