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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穆朗玛峰顶种一朵花 　　开栏的话： 　　东君不仅仅是一位很优秀的小说家，同时对身边同行的观察和评论也很精彩。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定期推出他的评论和印象记。 　　祁媛的专业是画画，写小说只是她的业余爱好。毕加索说，假如我能用言语把事物描述出来，那我还是不画为妙。他这话也许可以反过来说，假如我能把那些事物用画描绘出来，那我还是不写为妙。这种拟于吊诡的说法，有道理，也没道理。有些事物，只能以画面呈现；有些事物，却能以文字呈现。库尔贝说：画你眼睛所看见的。这句话其实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写你眼睛所看见的。 　　我见过祁媛的线描画，线条纤细而爽利，可以想见，她画画时手指就是一根放大的神经，而线条就是她的神经的延伸和分化，在纸上蜿蜒、缠绕，仿佛只要你的手指碰到其中任何一根神经，它就会发出琴弦般的声音。这些密布的神经进入她的小说时，就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神经质的语言。她没有那种以文学为志业的专业作家所表现出来的雄心，但“无意于佳则佳”这句话却在她的作品中得到了印证。在《我准备不发疯》这篇小说中，祁媛颇为本色当行地谈起绘画：“陈杰从旁边的抽屉拿出几幅画给我看，那是些彩铅和蜡笔素描，下笔狠，落色毒，想象野。”证之于祁媛某一部分小说，也不乏“下笔狠，落色毒，想象野”的特质。 　　一、从《奔丧》到《约会》 　　《奔丧》写的是“我”坐绿皮火车回老家为叔叔奔丧。绿皮火车的特点是“慢”和“脏”，在高铁时代，它要么与“怀旧”这个词有关，要么与“偏僻”这个词有关。火车在奔跑或停靠的过程中，我的思绪也在时断时续地延展。显然，这不是简单的回乡偶书。我的回乡，既是一场诀别，也是一次情感的溯洄。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空茫、无所依恃。故乡，在“我”看来，大概跟那辆又慢又脏的绿皮火车没有什么区别。我对故乡没有投注多大的情感，亦无所期待，甚至在半途中差点想下车踅返。当“我”置身故乡之后，故乡之于我的距离感才真正出现，这种距离感亦即我与亲属之间的日渐疏远。我所见到的堂妹已长到十五岁了，“肥胖而早熟，臃肿的身材就像她吃的鸡翅膀一样仿佛被注射过某种激素，被迅猛地催肥了”，而在“我”的记忆中，九岁的堂妹有着“少女的漂亮与妩媚”，甚至连邻家老太太都夸她比“我”漂亮。然而，她的成长如此“畸形而快速”还是让“我”大感意外。读到这里，我的脑子里莫名其妙地跳出前面一段看似不太经意的文字：“火车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临时停车了。这里大概是个工业城市，我看到一些烟囱矗立在楼房之间，在这样一个朦胧的雨天中，静静地向天空冒着白烟。”从“大概”这个词，可以感觉得到这个曾经熟悉的城市如今于我是陌生的，它的发展跟我那个堂妹一样，也是“畸形而快速”的。从城市的变化写到妹妹的变化，再连带而及写到婶婶的变化，最终就是为了凸显叔叔的变化。叔叔曾经是个翩翩少年，吊儿郎当混到三十多岁后就跟一个剽悍女人结了婚，从此陷入不堪的生活，变成一个庸俗而猥琐的中年男人。他在世的时候，因为相貌发生剧变，“从此好像更没底气了，每次出门都站在黑胖妇人身后，心虚地微笑着”；死后呢？更不堪入目，“由于生前疾病留下的腹水，他的肚子像孕妇一样肿胀着，脸则像冻过的酱紫色猪肝，嘴唇和眉毛都结上了薄薄的冰霜，五官依稀还可以辨认生前的模样，身上穿的白色丧服（注：应为寿衣），做工简陋而粗糙，很明显是小裁缝铺里低价定制的……”写到这里，作者笔锋一转，“他也曾年轻过、鲜活过，不过这一切都像淡淡的水彩颜料在洗漱池里被水彻底地冲刷到污秽的下水道里去了。”这篇小说在漫不经心的叙述中时常会使用恶狠狠的比喻。比如：“焚尸炉的窗口合上了，他们要像烧一块破布一样焚烧我的叔叔了”、“开采过的山，地表的岩石丑陋地暴露着，像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被剥开了皮肤，露出了血淋淋恶心的皮下脂肪”。这些比喻，似乎隐含着内心的冷漠。 　　《奔丧》中的“我”有点类似于《局外人》中的默尔索。在《局外人》的开头部分，加缪写道：“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楚。”而《奔丧》的开头部分写到“我”获悉叔叔去世的消息，语调也是低沉而冷漠的：“对于他的肝硬化，我并不奇怪，倒奇怪他得的不是肝癌。”“我”对叔叔没有抱有那种至亲的情感，相反，他有一次酒醉时还掐过“我”脖子。这个人，曾经坐上火车想来城里看“我”，但因为车厢太热就在中途下车，然后回家。而“我”呢？居然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我”与叔叔虽然形同陌路，但细究起来却有一份隐然的追诉。祁媛毕竟不是加缪，当我们以为她要冷酷到底的时候，她还是多爱不忍：在小说的结尾部分，她让女主人公心底深埋着的温情明白无误地流露出来。因此，当我看到她写到“不知为什么我的眼泪自己夺眶而出了”，我丝毫不觉得这一句因为过多流露温情而打破之前那种冷漠的叙述氛围。真正的悲哀是在没有哭声的那一刻出现的。“我”坐在车上，捧着叔叔的照片时，忽然想到一年前爷爷去世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