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三次对我说“不”.docVIP

孙绍振三次对我说“不” 　　听了前面诸位的踊跃发言，不由得使我想起过去的一句话：人人都争当毛主席的好学生。我看今天大家都争当孙先生的好学生，其实大家忽略了孙先生还有我这么一个老学生。如果以与孙先生的关系论，我恐怕比在座的多位学生还要资深，真可谓“追随孙先生凡40年”。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亦师亦友的诗歌同道，到80年代初的电大入室弟子，再到80年代中期的军艺文学系作家班，15年内我三受其教。所以，我今天着军装出席，不仅仅代表我个人，还要代表孙先生两拨特殊的军队学生：一是1980级福建电大省直中文班200多人中约1/4的军队学员，二是创办于1984年的军艺文学系，孙先生一连几届前往授课，获益者甚多。今天他们都来不了，所以我首先要代表孙先生的军队学生向孙先生的八十华诞暨诗学思想研讨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崇高的军礼！ 　　现在来说说我自己。其实在接到会议正式通知后，我先后给会务组发了一篇半论文和一个发言题目。其中一篇论文是我27年前为孙先生诗学思想奠基之作《文学创作论》写的书评《灰与绿―关于lt;文学创作论gt;的自我对话》，虽然这是一篇发表于《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的万字长文，但毕竟过去将近30年，现在回头再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于是随后又发了半篇 ，将2013年一篇长序中关于孙先生研究近况评述的一大段文字截出再度发给会务组。昨晚报到入住后，我首先拿起会议论文集浏览，一看目录，《灰与绿》在;再找那半篇，未见，不免心中有些惴惴。殊不料，再仔细阅读论文集之首篇―孙先生所撰《我的桥和我的墙?自序》临近结尾时，赫然看见他将我提交的所谓半篇论文几乎全文引用了，再一看时间，孙文写于2015年1月，与此次会议无关，而我那篇文章则刊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孙先生是怎么看到这篇文章的呢？他又怎么舍得在《自序》这样惜墨如金的重要版面上花2000字篇幅来引用拙文呢？这还真是个问题。 　　其实，拙文是我于2013年年前为我的学生、青年批评家傅逸尘文论集《叙事的嬗变》所作的序言，内中谈到当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几乎被学院派“一统天下”的情形时，不免为之忧思，而学院派如何才能将西学本土化或在此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呢？我自然而然想起了孙先生，于是旁逸斜出了近3000字，专论孙绍振。为了说明问题，现在照录于此： 　　所谓学院派的定位问题，兹事体大，也复杂纠结，不得不多说几句。今天人们把80后批评家称为“学院派”，当然是褒义，是肯定，如前所引的“博”“专”“后”的概括等等。放眼当下的理论批评阵地和队伍，也几乎都成了清一色的“学院派”（曾经所谓的“作协派”批评家大概也只剩下雷达、白烨、贺绍俊等三五人了），总体反映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队伍素质的专业化提升过程。但我的意见却是要反其道而行之，越是在学院派一统天下的情况下，越要对学院派的弊端保持警惕。 　　记得30年前―1984年秋，由于我的引荐，徐怀中先生特邀福建师大的孙绍振教授北上首届军艺文学系，讲述他那本即将问世的洋洋60万言的填补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空白的开山巨作《文学创作论》。在我看来，孙著是一本“在森严壁垒的理论之间戳了一个窟窿的于创作切实有用的好书”，为此还应《文学评论》之邀撰写了万字书评《“灰”与“绿”―关于〈文学创作论〉的自我对话》1。孙绍振亦籍此创造了一个在军艺文学系讲课最系统持久（一连5个半天）的纪录，至今无人企及（一般情况下，任何专家、教授、作家都只给每届讲一堂课），而且深受学员好评。此后多年，莫言等人都曾著文忆及当年听孙先生讲课时所受到的震动和启发。而孙先生，就是一位当代文学理论前辈中为数不多的才子型且西学修养极为深厚的资深学院派，他与谢冕、张炯等同为北大同班同学，但又操得一口流利的英语。1982年冬，我有幸与孙先生同为福建省文学奖评委，入住鼓浪屿某宾馆比邻而居一礼拜，每天清晨听他在阳台上面对大海用英语朗读西方经典原著一小时，那份优雅的做派真真把我佩服死了。结果他却摇摇头，淡然道，当年我是我们班英语最好的，再不捡捡就真要忘光喽。 　　然而，就是这位孙先生，数十年来，立足本土，鹰视前沿，及时追踪西方文论英美诸学派，“入乎其里，出乎其外”，始终对学院派坚持一种扬弃的姿态。恰巧，半个月前―2013年6月17日的《文艺报》“理论与争鸣”整版发表了《建立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学―文艺理论家孙绍振访谈》，文中观点一以贯之。他认为，带着西方经院哲学传统胎记的“西方文论一味从概念（定义）出发，从概念到概念进行演绎，越是向抽象的高度、广度升华，越是形而上和超验，就越被认为有学术价值，然而，却与文学本体的距离越来越远。文学理论由此陷入自我循环、自我消费的封闭式怪圈。”“归根到底，这使文学理论不但脱离了文学创作，而且脱离了文本解读。”并具体指出其根本软肋：“第一，号称‘文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