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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记忆所以我在 　　我的父亲母亲 　　 2001年中国大陆的样板戏《红灯记》首度在台北演出，我带了父母去观赏。《红灯记》的主题是共产党游击队如何勇敢地爱国抗日。父亲和母亲分坐我的两旁。那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红色”宣传作品“明目张胆”地在台北上演。 　　 我以为曾经在南京保卫战中从雨花台一路奋战到挹江门一身是血差点牺牲的父亲看戏会勃然大怒，当场飙骂“抗战哪是你打的！”我以为母亲可能会为戏里的生离死别流泪，一九四九年的被迫离乡是她一辈子难以言说的痛。 　　 结果让我万分意外。八十岁的老父亲拿着手帕整晚都在擦眼泪，简直就是老泪纵横，母亲则铁青着脸，僵直坐着，一句话不说。 　　 事后追问才知道，对于父亲，他只记得日本侵略者的可恶可恨和爱国的崇高神圣，没真去想抗战是谁的功劳苦劳。 　　 记忆，是一组埋藏得很深的基因密码。带着不同的基因密码，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人，在民主制度的运作里，很可能投票行为大不相同。如果在台湾要举办类似香港的政改方案的辩论、类似希腊的纾困方案公投或者台湾自己的两岸关系的投票，历史课本要怎么写等等提案，他们的抉择可能都不一样。 　　记忆，是功课 　　 记忆，是情感的水库。它可以把最恶劣的荒地灌溉成万亩良田，也可以冲破道德的水坝毁山灭地，把良田变成万人冢。在佛教里，“功课”指的是必须静思课诵的一种努力，我认为记忆是一门非常、非常困难的功课，需要深刻的思索，智慧的抉择，需要我们竭尽努力地去面对，去处理。 　　 2015年是越战结束四十周年。1975年4月30日，北越的坦克车堂堂开进了西贡的总统府。一场战争造成几百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流亡，四十年后，胜利者以盛大的阅兵和武器展示来庆祝这个日子，像一枚又重又大的官印威风凛凛地打印在记忆的出生证明?o上。对胜利者固然是一种自我肯定自我表扬，可是对那三百万被迫永别乡土，记忆中永远是杀戮和强暴的人而言，这个割得很深的伤口，没有疗愈的机会。而那已经惨死的、终生流亡的，和那胜利阅兵的人，其实彼此是“同胞”。 　　 对记忆这门功课也有人选择了不同的解题方法。二战结束七十周年。对欧美战胜国这个日子容易，到战士纪念碑前献花致敬，带小学生到古战场巡礼……但是战败国呢？或者说，始作俑的侵略国怎么面对呢？对于德国，1945年5月8日究竟是“战败日”还是“解放日”？苏联的坦克车轰轰驶进柏林的那一刻，究竟柏林是沦陷了，还是解放了？ 　　 说是“战败沦陷”，你是否就把自己和希特勒等同阵线了，但是你也许根本就不认同纳粹或说很多人自己就是纳粹的受害者。说是“胜利解放”，又怎么解释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妻子女儿姊妹被胜利者拖出去强暴、平民被嘻笑的士兵射杀，百万同胞的死亡、流离，整个城市的轰炸毁灭，以及其后的饥寒交迫和羞辱？ 　　 德国人在战后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失语”，太难堪的记忆不忍、不敢拿到阳光下去看。但是“功课”逐步地作──1970年总理布兰特在华沙的牺牲者纪念碑前下跪，1985年终战四十周年时，魏兹则格以德国总统的身份公开说，1945是德国的“解放”。 　　 在2005年的普查中，35%的德国人认为1945是德国的“战败”，十年后的今天，只有9%有这样的观点，绝大多数人认为是“解放”。在做了七十年的功课之后，对于这痛苦记忆的处理方式是，德国总理梅克尔飞到莫斯科去苏联战士的墓前献花。 　　 是的，记忆是一门非常、非常困难的功课，需要深刻的思索、智慧的抉择，需要我们竭尽努力地去面对，去处理。 　　 【牟大裕荐自《格言》2015年12月上】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