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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判运动与文学规范的建立 　　摘 要：电影《武训传》于建国初期上映，由于不符合官方对于书写历史的规范、不适应新时代的审美品味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而遭受批判。通过这次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思想的改造，从而批判“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思想，消除了社会各界对激进的革命思想的怀疑。自此，新的文学体制和创作规范得以建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当代文学进程。 　　关键词：文学批判；《武训传》；规范；历史 　　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反映清末山东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办学”的传记故事片，由左翼电影人孙瑜执导，赵丹主演。制作者本希望通过该片“歌颂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孰料影片上映后，引起了当时中央的重视与不满，从而引发了新中国第一场全国性规模的文艺批判运动。 　　一、《武训传》批判的语境背景 　　电影《武训传》的拍摄始于1948年，完成于1950年底。电影公映后引发全国范围的“武训热”，大部分人对于影片持肯定态度。但是仔细想来，这其中暗含着吊诡：一方面弘扬积德行善的精神，一方面是“为人民服务”的阶级自觉，二者之间存在着不小的政治与历史距离，两种话语系统之间难以衔接。同时，对于武训“行乞兴学”这种个人式奋斗的赞美与当时提倡的集体主义显得有些背离，对于造反者周大这一形象的处理不够鲜明。从这些角度来看《武训传》，它并没有达到明显的教化作用或表现积极的革命战斗精神，甚至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相去甚远，这也就不难预料它日后的命运了。 　　1951年3月，文艺界出现了批评的声音，认为影片“对于中国革命传统的认识，反映了很多糊涂观念”[1]。随后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5月2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给影片下了论断：“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由此文艺界开展了对于《武训传》的批判运动。 　　社论的发表，表明对电影《武训传》的评价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范围内的争论，更是一个思想问题、政治问题。但是在当时，这样的批判是《武训传》的制作方和一些文艺领导人始料未及的，正是由于他们对新文艺规范的陌生导致了影片中出现了阶级观念和立场模糊不清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早在《讲话》中明确提到，“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是文学批评”，它承担了规范的确立、实施的保证。当毛泽东和文学权力阶层认为某一作家、作品，某种文学思潮、现象的“错误”性质严重，对文学路线发出挑战，产生严重损害的时候，批评便可能演化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2]因此，他要借这次批判运动，对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对革命队伍内外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予以全面清理。 　　二、“新”与“旧”的碰撞――如何书写历史？ 　　与歌颂、赞美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新生活相比，历史题材是陈旧的，不合时宜的，甚至是有所禁忌的。如何按照新的意识形态去正确评价和叙述历史、处理好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完成对新中国革命的文化架构，是执政者首要考虑的、极为敏感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建国后所有文艺创作者面临的共同难题。 　　而电影《武训传》恰恰触犯了这个禁忌。为了让武训这个旧时代的人物符合新形势的要求，适应新时代观众的审美品味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影片的主导思想由对武训的全面赞扬变成批判性的肯定。可以看出，孙瑜在修改剧本时努力突出强调了时代性和阶级性内容，试图以此缝合与当下现实生活的差距。但即使是这样，仍然不能够达到一种“旧”与“新”的平衡关系。 　　主人公武训在封建社会兴办义学，义学的内容和性质都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他办学所依靠的又正好是被无产阶级所否定的封建地主阶级；他兴办义学的方式是向统治阶级在内的封建社会乞讨；武训为了兴学动辄给人下跪，丧失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人格尊严，更被视为向反动统治阶级投降的象征。总之，与革命者的斗争意志相比，武训完全不能够表现新时代的精神，《武训传》也与新的叙述语境格格不入。因此，《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社论，严厉批评了《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对反动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 　　此外，关于《武训传》的批判还涉及到人性论和阶级论的问题。作为一个备受欺凌的人物，处于封建社会社会权力体系的最底层，武训的身上浸透着千百年来社会弱势群体对权势、权力的畏惧，这是人性自然的体现。但是从阶级论的角度，武训为了兴办义学向地主阶级卑躬屈膝的行为，无疑让他成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奴才”。在批判者看来，影片体现的是对阶级对抗立场的消饵：武训只能用跪拜的方式来达到兴学救人的目的，却不能像他的朋友周大那样举起旗帜、发动起义来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这对于通过革命斗争方式建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