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缘起与“工具的重建”.docVIP

文学的缘起与“工具的重建” 　　一、沈从文与“五四”和“五四人” 　　沈从文从事文学的缘起，如果仅从表层来探究，完全可以由《从文自传》《沈从文自传》《〈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等文章绘出一张完整而清晰的心理图谱。小兵沈从文“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①，直到一个转机的出现――经辗转，从思想先进的年轻教员和印刷工人手中得到《改造》《向导》《新青年》《创造周报》《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新潮》等进步刊物。于是，来自“五四”的现代理性、做人观念在沈从文心中引出了不小的波澜。首先是对知识（智慧）与权力关系的重新认识。沈从文在部队的清乡运动中看到过大量无辜农民特别是苗人被杀的场景，一切已经看得习惯，但一切重新看来并不合理，因为现代理性告诉他当官的没有道理或者权力这么做。与权力下的黑暗相比，沈从文更倾心于“人类智慧的光辉”。这两段朴素的话语呈现出了沈从文的心迹： 　　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做，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② 　　我于是依照当时《新青年》《新潮》《改造》等等刊物所提出的文学运动社会运动原则意见，引用了些使我发迷的美丽词（辞）令，以为社会必须重建，这工作得由文学重建起始。文学革命后，就可以用它燃气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两者必须解放，新文学应负责任极多。③ 　　其次，对个体命运的自主性的把握。在沈从文决定去北京重新安排自己的命运之前，发生了一些“偶然”。一场大病险些夺去他的性命，老同学陆?|突然溺毙，还有之前的“女难”，使他发生了对自己的质疑，并萌发了支配自己命运的决心： 　　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的地方，去看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命运来处置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④ 　　正如鲁迅当年逃离“S”城，“走异路，逃异地，求别样的人们”⑤一样，沈从文也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博弈之中走出湘西，开始了他别样人生。这其中，既有环境对人的选择，也有人对环境的选择，恰如李长之对鲁迅一生所有选择的评价。 　　1923年，初来北京的沈从文，落脚地点在杨梅竹斜街的酋西会馆，1924年在表弟黄村生的建议下，迁居到沙滩附近银子闸胡同公寓，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有幸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自由开放的学习氛围、兼容并包的治学精神和不拘一格的学习形式都使沈从文受益匪浅；与董秋斯、张采真、夏云、左恭、陈炜谟、冯至、杨晦、胡也频、丁玲、陈翔鹤等青年学人的交往与相互砥砺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他的人格，参与了沈从文“新我”的建构过程；林宰平、郁达夫、徐志摩、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巨擘或亲历者的扶掖和提携，不仅从物质层面解决了沈从文的燃眉之急，更从精神层面加深了他对“五四”精神和五四人的认同，并使他逐渐获得了“五四”知识分子的自身角色确认。沈从文在后来的一些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这些，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文章中，沈从文也多次以“五四”知识分子自我指称，毋庸赘述。 　　上述内容只是从表层勾连出了沈从文与“五四”的关系，任何一个在“五四”余绪哺育下的青年都可能有类似的求学经历，拥有接触同质思想文化资源的可能性。此外，上述内容都来自沈从文个人的回忆。而回忆都是有所取舍的，是遮蔽与重构后的现实。其可信度，在近年来受到一些研究者的质疑。另外，关于从事文学的缘由，沈从文在其他的回忆性文章中有与上述内容大相径庭的表述： 　　谁在旧军阀时代，未成年时由衰落过的旧家庭，转入到一个陌生杂牌部队，作过五年以上的小护兵司书的没有？若你们中有那么一个人，会说得出生活起始，将包含多少辛酸。这也是人生？就是人生。我就充分经验过这种人生。这里包含了一片无从提及的痛苦有现实。你们女人中有作过小丫头童养媳的没有？作过□□小商店的小学徒，必须侍候许多人烟茶，并将一切小过失推置于她身上承担的职务没有？若有那么一个人，也会说出相似不同痛苦生活经验。否定因之在我生命中生长。……曾经用我的同情和友谊作渡船，把生活和思想发展由彼到此的，不少朋友和学生都玩完不会想到，这只忘我和无私的抽象渡船，原是从一种如何“现实教育”下造成的！我如不逃避现实，听狭隘的自私和报复心生长，二十三年后北方文运的发展和培养，会成什么样子？不易想象。⑥ 　　我是受“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来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事实上，我的目标并不明确，理想倒是首先必须挣扎离开那个可怕环境。⑦ 　　对《边城》的创作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