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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阅读与全民素养 　　世界上的事并非后起的就一定进步，而曾经先行一步得风气者也无法保证永远独占潮头。校园里或社会上的文学阅读风气的演变，即是一例。 　　我没有条件做像样的阅读调查，本文所能涉及的材料只是我的亲闻亲见，主要是对今日学校里文科研究生阅读现状的感受，及对以往1950年代上半期青少年文学阅读的回忆。在共和国将近70年的历史中，1957年是一重要的分界年份，那年的“反右斗争”震动了整个社会格局，之后改变了许多。对于我自己，“反右”结束了我的高中读书生活。在此之前共和国相对平稳的时段里，连年战争的枪炮声刚刚停歇，人民松了口气，对新政权竭诚拥护，自由度一时颇高，社会的正气、新气、精气神也高。当时整个社会的气氛和学校里爱好文学的气氛相一致。在学校里贯彻的“三好”，第一好不是政治好、学习好，反而是身体好，这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也相合拍。如果说共和国有一段玫瑰色的时期，那么此前此后是再无法重复的了。 　　我记得，那时的中学生不知高考压力为何物，因为差不多的高中毕业生只要家庭不需他立即就业，都能上大学。学生自治能力很强，上完课之后的课余时间教师很少管，学生会和团总支都会帮助同学参加各种活动。我加入的是文学小组、校合唱队，加上挎个画夹子到处去写生。元旦准备的晚会文学因素很浓，比如诗歌朗诵，比如高年级各班自导自演话剧，快板、故事等文字类节目往往是学生自己写的，晚会要一直闹到敲响新年钟声才尽兴。这种演剧和写节目的骨干，每班都有三四位，我叫他们是“永远的文学青年”，就是说不管他们将来是学文学理，是务工务农，到任何时候，始终都是文学爱好者。他们早就不满足于语文课堂（一本语文书发下来几天就读毕了），也不等教师指定书目，而是到处找书读，这成为他们最大的特点。在校里、区里、市里图书馆办多个读书证，刚刚兴起的工人俱乐部内几乎都包含一个图书馆（文学名著改编的连环画尤其受欢迎）也不放过。人们赶着去参加各种读书报告会、讲演会或大小作家见面会。我初中时开始读学校图书馆里的《鲁迅全集》和开明书店的新文学系列选本，读我父亲借来的“三言二拍”（《水浒》《红楼梦》《老残游记》《格林童话》是小学读的）；高中时读苏俄作家、欧美作家、东欧弱小国家作家的作品。开班会担负的讲题是鲁迅如何教育儿童，如何对待海婴，洗浴不避孩子，交代不做“空头文学家”。参加了侦探小说读书小组之后，过团日讲的是侦察员的故事。文学经典作品看多了，不知什么时候就有了翻读文学史的要求。在我们那个东北的中等工业城市能进文学史著作的新华书店，仅有火车站附近一家，我练长跑跑过去需半个小时，几年来居然跑去买了王瑶先生的《新文学史稿》（上下册不是一年出版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一元五角的书费还借了同学三角才凑够，题在扉页上的字赫然还在），在旧书部配齐了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卷）。所以等我1978年考研究生的时候，有的考生说他只读过半本文学史，我手中确实是有50年代出版的这三种文学史的。一个中学生会去买文学史，是知道它可以梳理平时的阅读所得。我中学时代几乎读过《俄国文学史》里从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到列夫?托尔斯泰的大部分经典作品。买《苏联文学史》的时候，高尔基的《母亲》和“自传三部曲”，阿?托尔斯泰的《保卫察里津》和“苦难的历程”三部曲，法捷耶夫的《毁灭》《青年近卫军》，马雅可夫斯基《开会迷》《好》，绥拉菲莫维奇《铁流》，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卡连柯《教育诗》，费定《城与年》，卡达耶夫《时间呀，前进！》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其时还读不到他的《一个人的遭遇》），都已读过。那时候读了那么多的苏俄小说现在想来也吃惊，一方面这是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萧军在东北《文化报》批评苏联红军就算犯了大错，一方面19世纪的俄国文学确实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莎士比亚、狄更斯、歌德、海涅、司汤达、大小仲马、莫泊桑、福楼拜、杰克?伦敦、海明威等也读，但终究没有读苏俄那样热心。当时的读书已懂得精读、浏览之分，据说有人快读，一年的读书量可达千本，我那时年读二三百本大概还是有的。寄宿住校的时间大概有三分之一都用在文学上，但绝不荒废正常课程，很多年我都是“全五分”的学生，有奖状为证。 　　密切关心当代文艺的进程，自然是阅读的出发点、着眼点。鲁迅之外的现代作家最能吸引青年读者的是丁玲、艾青诸人（我写手记是学丁玲。自己起了个笔名叫“艾茸”，没有用它发表过任何东西，但早期藏书均用此署名），第一时间读的是王蒙、刘绍棠、刘宾雁、杜鹏程、陈登科、冯德英等。为了文艺要不要“干预生活”，目睹全国读者对苏联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的讨论。还跟着文艺界的风向去啃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后来才去啃“车、别、杜”。而写作的自由度大，语文教师对每一班的“文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