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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人的谈吐 　　英国作家毛姆说过：“要把散文写好，有赖于好的教养。散文和诗不同，原是一种文雅的艺术。有人说过，好的散文应该像斯文人的谈吐。”这里指出了一种理想散文的存在形态，那就是要“文雅”，要“像斯文人的谈吐”。然而，由于散文文体自身外延的广阔和自由、不拘一格的表达方式，也常常使得散文沦为一种毫无节制的话语的垃圾场，枯燥乏味的公文、鸡零狗碎的絮语、空洞恶俗的说教，甚至搞笑低级的段子，都可以笼而统之地纳入散文的范畴。随着互联网的发达，现代传媒的普及在使“全民写作”的口号完全落实的同时，也更加助长了散文的虚假繁荣。这时候，想必有人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传统散文写作的那种精神关怀的敬畏感，那种生命直觉的神圣性，怕是已经失落了；在众声喧哗的话语狂欢中，散文似乎已经不再是“斯文人的谈吐”了。 　　但我想，这样的担忧恐怕是有些过于悲观了。尽管散文的世界不乏以次充好的赝鼎和鱼目混珠的胡闹，还是有一批怀抱利器的清醒的作者，在精心营构着各自的艺术王国，为散文这一“文雅”的艺术的复兴而努力着。这中间的一位杰出者，是朱以撒。 　　朱以撒先生的散文写作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了别样的品格。从2001年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古典幽梦》，到其后的《俯仰之间》、《纸上思量》，直至新近面世的第四部散文集《腕下消息》，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典雅而厚实的精神脉络在其间贯穿着。这使朱先生的散文就是在诸多笔耕不辍的严肃散文家中间，也显得十分卓尔不群。梁实秋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在其撰就的《论散文》一文中提出过“文调”这一影响深远的概念，并指出：“文调就是那个人”，现在看来，同样可以把这一论断用在陈说朱以撒先生的散文艺术上，朱先生的散文，在初读之下便可辨出是出自他的手笔，这种鲜明的艺术个性反映了一位作家的真正成熟。凡接触到朱先生散文文本的读者，无不能切实领受到一种久违的文雅气息的感染，这感染必是深刻的。因为在朱先生文字的背后，是一位富有精神魅力的斯文人的形象。 　　其实，“文雅”也好，“斯文”也罢，均逃脱不了对生活地基的发现和对存在本身的洞察。在此基础上发出写作者自身属己的独特识见，方可能是有价值的。很难想象被冠之以“斯文人的谈吐”的文字会是肤浅的常识和空洞的抒情的简单叠加。一个明显的例子也许是，保罗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的结尾曾这样嘱咐提摩太：“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正是建立在对日用常行观照的本根之上的精神事实才显示出它的可信度。同样，朱以撒先生笔端所涉全是由自己日常生活中来，并不凌空蹈虚，最终又回归到一己敏感而深沉的本心中去。这就使得朱先生的文本素材或许是平凡无奇的，而精神内蕴却异常丰盈。这是考验作家的表意能力和精神厚度的。针对一次再普通不过的飞行，他有这样的思考：“一个人为即将到来的危险买单，真有前途未卜的无奈。”（《风中之翼》）；面对外出开会的住宿问题，他想到：“文人就像刺猬，一个刺猬一个空间会好一些，两只刺猬挤在一个空间里，身上又有隐形的刺，肯定会相互伸展。”（《城市流水》）更多的时候，朱先生将他的目光转向生生不息的自然界，那时他的思索就更加素朴而动人：“独立不行，也就使每一棵树都充满深深的宿命”；“那种生也简单死也简单，日子过得粗糙、朴实，是与山野的环境分不开的。”（《幽深的潮湿》）在《隔岸的花树》中，朱先生由对岸难以企及的花树生发开去，想到自己远逝的二姨：“现在二姨已是隔岸的一名成员了，如果她是天河上的一颗星，那么是哪一颗呢？”――常常，在这样的表达中间，朱先生笔下蕴蓄着的柔软和温情的内里就清晰起来。 　　朱先生由实实在在的生活出发，发抒襟抱，写下了诸如《在林莽中奔跑的野孩子》、《被注视的时光》、《闲笔》等一系列直抵性灵的作品，展现了一位当代儒者的文化情怀和深邃思考。而朱先生另一类写人忆旧的文字，如写插队生活中施工员老余的《悄然浸润》、怀李万钧先生的《李先生》，尤其是那篇回忆导师俞元桂先生的《像潮水一样漫过》，笔调沉郁，凡落墨处尽是一番深情贯注期间，使人掩卷之际，唏嘘不已。然而，尽管笔涉过往，却能哀而不伤，由此愈见其情之厚而大，绝非浮浅的小儿女之情所能比拟。朱先生向来是推崇魏晋风度的，浸淫既久，涵养亦深，一腔热情、深情就从笔下自然流露了。 　　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于生活思考既深，于人事感怀又切，既有独到的生命直觉，又不乏深挚的精神关怀，从而在智性上启迪读者，在感性上又打动读者，使读者得以在今天这个文化快餐充斥的环境中领略散文这一文体的健康成长状态；更加之以醇厚优雅的语言，便使得朱以撒先生的散文有一种文雅的精神气息流荡其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斯文人的谈吐”――这一点，我以为是朱以撒先生散文的独特之处，是它可以传之久远的筹码，也应该成为散文写作的正则。 　　责任编辑 贾秀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