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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中的矛盾心态 　　现当代文学史上，相当多的新文学家写作旧体诗，其中有些人如鲁迅、郁达夫、田汉等的旧体诗还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新文学家的旧体诗创作普遍存在着一种非常复杂的矛盾心态，值得关注。他们一面创作旧体诗，一面又认为旧体诗的文学价值不如新诗，常常把旧体诗当作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文体，甚至为他们的旧体诗写作感到不安或自责。聂绀弩曾说：“平生每笑鲁、郭、茅、达……一面反对文言，一面作旧诗，自诩平生未如此矛盾。不料活到六十岁时，自己也作了，比他们更作得厉害了。”这也是许多新文学家在旧体诗写作心态方面的真实写照。 　　 　　一 　　 　　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中的矛盾心态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新旧诗价值判断上的矛盾心态；二是对旧体诗自身命运的矛盾心态；三是在现代旧体诗创作评价上的矛盾心态；四是在新旧文学评价的双重标准上体现出来的矛盾心态。 　　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中的矛盾心态，最突出的表现是：他们虽然一方面在特定的时刻和场合写作了大量的旧体诗，另一方面认为只有新诗才是中国诗歌的主流和未来，不希望年轻人学写旧体诗。他们写作旧体诗，大多是出于自遣或应酬的目的，很少为了发表。新文学家旧体诗的私人写作性质明显，传播的范围也多限于亲朋好友。这种写作和传播的方式，原因有多种。从主观上来讲，更多的是出于作家的自觉选择。新文学家写作旧体诗而又不为公开发表，这里有他们不愿为刚刚被打倒的旧文学张目的考虑。他们认为旧体诗即便可以写，也只应该是少数深谙古典文化的遗老或精英的事，大多数青年人还是应该读新诗，写新诗。茅盾表示：“我向来提倡写新诗，不主张青年学旧体诗。”胡乔木曾经建议给聂绀弩的《散宜生诗》加注，以便使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读懂。聂绀弩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原因是他认为旧体诗根本不是向青年人普及的读物。不仅如此，聂绀弩还在他的《散宜生诗》后记中说，希望他诗中的典故可以吓退那些想学旧体诗的青少年，让他们知难而退，改学其他的东西。新文学家自己写作旧体诗，却又殷切地盼望青年人不要再学做旧体诗，这个矛盾是痛苦而真诚的。 　　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中矛盾心态的第二种表现是，他们一面写作旧体诗，另一面却认为旧体诗已经失去了生命力，现代人不应该再做旧体诗。新文学家反对今人做旧体诗的理由，一是今人不易超越古人，二是旧体诗的限制太多，不适合表达今人的生活。新文学家反对今人做旧体诗的同时却又自己做着旧体诗，言行不能一致。如鲁迅一生写作了70多首旧体诗，然而鲁迅本人却“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中矛盾心态的第三种表现是，虽然写作旧体诗词，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自己的旧体诗却并不重视。写作旧体诗的新文学家们的文学志趣往往并不在旧体诗。鲁迅的旧体诗脍炙人口，甚至被人赞为“每臻绝唱”，但他做诗并不存稿。鲁迅生前一再编辑他的小说集和杂文集，却从未出版过一部旧体诗集。这些都说明他没有把旧体诗看得和小说、杂文一样重要。旧体诗在鲁迅看来，只是他文学事业之余的点缀罢了。聂绀弩解放后写作了大量旧体诗，被公认为一代旧体诗大家。他去世之后，钟敬文送给他的挽联中有“晚年竟以旧诗称，自问恐非初意”，认为聂绀弩的文学抱负并不在旧体诗。彭燕郊认为，聂绀弩的“志愿首先是写小说，其次是新诗、散文。中年以杂文倾动一时，晚年以旧体诗声震文坛，其成就且达到罕见的高度，……确实有些出人意料之外”。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上取得的成就与他们的文学志趣之间是不相协调的。 　　新文学家旧体诗写作中矛盾心态的第四种表现是，他们对新体诗和旧体诗往往持有双重的评价标准。新文学家，一方面主张文学的革新和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却奇怪地要求今人的旧体诗严守古人的格律。第一、二代新文学家因为受过较为严格和系统的传统文学教育和训练，他们对旧体诗的欣赏水平比较高。较高的欣赏水平导致他们对旧体诗艺术上要求比较高，所持的评判标准也偏于保守。这是新文学家对今人旧体诗(也包括他们自己的旧体诗)抱着拒绝和贬斥心态的原因之一。郭沫若批评写旧诗而不遵格律的现象时说：“有些新朋友写旧诗，调调也没有掌握好，甚至连韵脚、平仄也不通，我实在不敢恭维。既要写旧诗，就要遵守它的规律，不要乱来。编辑同志发表旧诗时，也要严格一点。”郭沫若等新文学家对旧诗的态度其实是极其保守的。早期著名新诗人康白情说：“我以为旧诗是一种形式的东西，也各有其独具的精神，如诗如词如曲，以至新诗，‘新词’，‘新曲’，都该各有领域，不容相混。要做旧诗，就要严守格律。填词就要倚声。作曲就要按谱。”可以看出，在一些新文学家心中，新旧诗之间的界限分明、壁垒森严。新诗可以打破一切束缚和枷锁，旧体诗则必须死守古人的格律。 　　 　　二 　　 　　新文学家在理性层面，认为新诗代表了中国诗歌的方向；在感性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