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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老师是阅读 　　我童年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书读，而现在最大的痛苦就是书太多读不过来。我总结出一条经验：当书越多的时候，实际上人读书的热情就越淡薄；当书越少或者找不到书读的时候，人渴望读书的热情就会越高。 　　我1955年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农村，十几岁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辍学回家。但我已经具备了很强的阅读能力与对读书的渴望。当时，能够找到的可读的书屈指可数。为了读到一本书，我常常要付出沉重的劳动来进行交换。 　　记得我邻村同学家里有一本绘图版的《封神演义》，为了读到这本书，我经常要去那个同学家中替他推磨。推磨是让孩子痛苦不堪的一种劳动，因为它非常单调，没有任何趣味。 　　后来我认识了一位小学老师，他收藏了十几本革命小说，比如《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这些书被我借到之后，我都是用最快的时间读完。当时我们家养了两只羊，放羊的任务就落在我的肩上，但借到书后，我往往钻到草垛里以最快的速度把书看完。书读完了，天也黑了，羊饿得“咩咩”直叫，我回到家难免要受到家长的惩罚，即便这样我心里也不后悔。 　　现在回忆起来，像我刚才提到的红色经典小说，它们的主要情节、主要人物甚至主要人物讲过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这说明童年确实是一个读书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记忆力特别强，读书的热情特别高，读过了也能够记得住。 　　让我受益最大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我大哥家中留下很多中学语文教材，每逢雨天无法下地，我便躲到磨房里去读这些课本。当时的语文课本分为汉语和文学两种教材，汉语教材主要讲逻辑、语法、文言文；文学教材主要选录古今中外名著的片段，比如《林家铺子》《骆驼祥子》《说岳全传》《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等。 　　这些教材虽然很薄，但它们打开了农村少年的眼界。《林家铺子》使我知道了民族资本家和民族资本走过的艰难道路，《雷雨》让我知道了话剧的艺术表现形式，《骆驼祥子》让我知道了北京车夫的艰苦生活以及生动活泼的北京方言。 　　《骆驼祥子》中有个细节讲到，车夫祥子饱喝了一顿凉水之后，肚子里发出的声音就像刚饮了水的骡马发出的声音一样。这让我产生了非常深刻的感受。我们当时在农村非常累了之后饱喝一顿凉水，活动之后肚子就会发出“咣当咣当”的响声。这种描写非常生动、准确、独特，这对我后来走上文学道路进行人物描写产生了很大的榜样作用。我童年读过的书不多，但都是精读。所以，对中学语文教材的阅读还是让我受益终生。 　　后来我到了部队。在中国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农村青年能参军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在部队中的任务很单调，就是站岗。我所在的部队是驻扎在农村的，干部战士加起来就十几个人。作为人民公社的饲养场，没有人来查岗，这样我就在岗上偷偷地读书。当时我们一个战友的未婚妻在县城当图书管理员，每个星期我都会从她那里借古今中外的小说，比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里斯朵夫》等等。很多外国的经典名著我是在部队站岗的三年间读的，这三年的阅读使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也了解了更多世界文学知识。 　　1979年，我被调到河北保定的一所解放军军校。军校里有个小图书馆，许多人不愿意担任图书管理员，我主动要求当图书管理员。这三年期间，我利用图书管理员的便利读了不少书。 　　后来军校让我当政治教员，教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些内容都是我第一次接触。当时判断一个政治教员水平的高低就是看能否脱稿讲课，如果能够脱离书本，滔滔不绝地讲完一堂课的话，大家就认为这个人水平非常高。我当时很年轻，几乎可以把当天要讲的课背下来，所以来听课的首长还有观摩的教员，都感觉我很有理论水平。这种背诵对我后来的创作还是有很大帮助，因为我不能完全照本宣科，需要从别的著作里抽出一些内容来丰富自己的讲座，为此我读了一些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 　　简单回顾了一下我这几十年读书的过程，阅读对我人生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84年，我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这个时候我开始写小说。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到中国，让我们的作家眼界大开。这时候我一方面是大量阅读，一方面是积极模仿和创作。 　　很多人都认为我的创作受了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对此我也坦然承认。不过直到去年10月份，我才把《百年孤独》读完。当时读不完是因为刚翻开书看了几行，就有了创作的冲动。小说里的人拿着磁铁在大街上行走，把每家每户的铁盘、铁钉子都吸出来跟磁铁走。这么夸张的细节，我们生活中太多了。这种魔幻主义创作把我在农村这些年的积累给激活了，因此没等把这本书读完我就放下来写小说。 　　对于年轻人而言，最好的老师就是阅读。年轻人的阅读应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精读，一是泛读。人类的阅读物浩如烟海，就算从刚具备阅读能力开始一直到白发苍苍，也读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