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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的文化生态建设思想 　　摘 要：朱厚泽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高度发扬民主，大力推行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政策，在锐意改革中解放思想，着力营造和谐民主氛围，尊重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规律，促进文化体制创新，以深刻的洞察力积极改善文化生态，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辙迹。 　　关键词：朱厚泽 文化生态 体制改革 　　当思想界和文艺界深情回眸云蒸霞蔚的1980年代而聚焦出“80年代现象”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凝眸当时的一位重要人物――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虽然朱厚泽任中宣部部长只有一年半的时间（1985.7.8―1987.1.28），但是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高度发扬民主，大力推行宽容、宽厚、宽松的文化政策，着力营造和谐民主的氛围，获得了“三宽部长”美誉。他以深刻的洞察力积极改善文化生态，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辙迹。 　　在担任部长期间，朱厚泽密集走访各地宣传部、社科机构、新闻、文化、艺术部门和高校，跟有关干部、作家、艺术家、学者、教师、学生进行广泛接触，深入交谈，留下多篇重要文献。这些重要文献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在锐意改革中解放思想，营造民主宽容的和谐气氛，积极改善思想文化生态。 　　1980年代中期，有些人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做了机械理解，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朱厚泽给出既严肃又民主的理解，做出了精辟论述。1986年1月3日，他在会见上海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人员的谈话时说：“理论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是关系全局的大问题。正因为这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战略方针，我们决不动摇。”①他说，四项基本原则，是高层次的规范，它所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政治方向、政治目标和政治道路。但是，他厘清了这一原则性问题的适用范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并不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行为规范。”②他多次在讲话中指出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今中外，皆为我用”的方针，允许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充分发挥自由，大胆探索，锐意创新。他认为，不能动辄就把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上升到政治高度，“即便是那些与政治有某种关联的文艺作品和学术论文，你也要十分慎重，分清性质、分别程度，恰如其分”③，“不要用阶级敌人的概念，不要用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政治概念”④。他十分形象而生动地说：“不要任意把它当成一把尺子，拿到日常生活中去，头上比一下，脚下比一下，以致发生超过几尺几寸的裤管就把它剪掉，高跟鞋就把它敲掉，或者头发长到披肩就禁止入办公楼之类的荒唐事情。”⑤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诗歌创作中的平仄规定，也不是八股文的起承转合的规定。因此，它不妨碍创作自由，不妨碍独立的思考和探索。”⑥ 　　朱厚泽深知，文艺创作，具有强烈的个性特色，创作自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文艺作品，都不可能是用固定的模具冲压出来的。他在1986年3月8日中国音协四届二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表示：四项基本原则并不直接规范艺术家的具体创作，它也并不取代我们艺术创作的规律和艺术创作方法。……文学家、艺术家完全可以在这个共同的总的政治目标下，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积极性，完全可以创造出具有个性特征的文艺作品。他说：“执行党的方针路线的坚定性，要依靠作家、艺术家高度的创造性来实现，政治目标的统一性表现为文学艺术的多样性。”⑦朱厚泽特别尊重艺术规律，留意不同意见的发表。1986年正在热播根据柯云路同名小说改编的改革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新星》之时，朱厚泽很赞成由此掀起的大讨论。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报纸上刊登的讨论全是正面的讨论，而且是从政治角度进行的高度评价。甚至有的地方领导部门以“政治运动”的方式，组织大家收看，对照检查自己的工作。朱厚泽反对这种“将艺术评价简单等同于对待改革的态度”的逻辑。 　　在一个改革的时代，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新旧两种体制并存与摩擦的现象。如何既保持文化思想的活力与创造力，又保持稳定性？通常维稳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进一步强化新体制，使其占主导地位，既保持它的活力，又保持它的稳定性；一个是用强化旧体制的办法来强制平衡、抑制新机制的活力。朱厚泽认为后者是很危险的。他不是一味地强调“维稳”，而是看到改革的内驱力，坚持保护新体制所激发起来的活力不受压抑，促进新的机制发展。由于这种新型维稳机制的坚持，朱厚泽主张在舆论宣传上要体现文化路线政策的稳定性。无论是经济调整还是思想文化工作，都要避免忽左忽右、忽紧忽松、忽冷忽热，不要搞“高温、高压”和“急转弯、急刹车”，宜采取“常温常压、低速微调”的策略。 　　为了更好地贯彻双百方针，营造健康的文化生态环境，作为中宣部长的朱厚泽率先提倡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