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书馆内，历史不再顾影自怜.docVIP

杂书馆内，历史不再顾影自怜 　　80余万册民间文献，试图揭示正史之外的“呼吸与血肉”。 　　走进杂书馆，你会发现，这里的招牌不是馆长高晓松，而是从故纸堆里“捡”出的80余万册古旧书籍、民间文献，通过它们，你似乎可以看到另一个血肉丰满的历史。 　　 　　“别有一番呼吸与血肉” 　　在2015年11月27日正式开馆之前，第一任馆长高晓松便已为杂书馆吆喝多时，透露其中“收藏了最多的民间宝卷、鼓书、杂字、民国教材等等杂书杂志”，并请好友张大春题写了馆名。 　　以1949年建国为分界线，杂书馆分为国学馆和新书馆两个馆区。新书馆更接近通常意义的图书馆，建国后出版的20万册各类图书被分类罗致在一个个胡桃色的木质书架上，读者可以自由取阅。个别书架的高度接近天花板，有顶天立地之势，为了方便读者查阅放在高层的书籍，书馆前台还特别准备了望远镜。 　　比起新书馆，藏有“80多万册明清民国书刊文献档案”的国学馆更像是个仓库，空气里弥散着古旧书籍散发出的陈年灰尘霉变的味道。 　　国学馆内共有7个分馆，包括晚清民国期刊馆、民国图书文献馆、西文汉学馆、特藏新书馆、线状古籍馆、民族民俗古籍馆，以及名人信札手稿档案馆。 　　这里是杂书馆真正的招牌――5万多册17世纪以来的外语读物挤挤挨挨堆在铁质书架上，多为晚清民国游历中国的洋人笔下的民俗，还有明末传教士来华传教的书刊。10万多册唐宋到明清的线装书藏在用玻璃柜门防尘的木质书柜里，这是杂书馆最为昂贵的一批珍藏，甚至还有3000种出版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学校线装本教材。10万多册晚清民国期刊分类极细，其中创刊号有9000多种，近4000余种期刊或其中若干期未见公开著录，收藏量占当时出版种类的一半左右。还有从全国各地收集的民间戏曲唱本10万多册，以及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钟书等名家手札20多万件。 　　目前，杂书馆每天只接待100名读者，前50名才能进入国学馆借阅，没有获得借阅资格的后50名读者也可以在一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进入国学馆参观――一排排书架上，放着用塑料纸保护的泛黄书刊。在逼仄的书架间穿行，只要接近墙体和窗户，刺耳的防盗警报器便会铃声大作。书架上，时不时会跳出一些熟悉的名字：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的杂志《新青年》，刊登过鲁迅《纪念刘和珍君》的报纸《语丝》，在日本出版、由孙中山撰写发刊词的《民报》第一期，还有民国的妇女读物《一个妇女的翻身史》。 　　“洋洋数十万民间之宝卷、杂志、鼓书、杂字、书信、教材;浩浩数百年华夏之信仰、民生、娱乐、改良、革命、沉沦。”在为杂书馆写的序言里，高晓松如此形容书馆藏书，并希望借此“于官修机器人正史之外，别有一番呼吸与血肉”。 　　收破烂大军抢救出的图书馆 　　如此大量的古旧书籍、民间文献从何而来？高晓松在不同的场合谈及这个问题时都提到：“得益于几位民间大藏家的捐赠。”担任杂书馆副馆长的赵先生，便是高晓松口中的大藏家之一。 　　在国学馆二层尽头的副馆长办公室里，还算宽敞的地上堆着几箱正在拆封的旧书，沙发旁、茶几上堆着一叠叠刚收到的民国算术教材、戏曲唱本，还有清末的《戒毒手册》。 杂书馆中，已经完成著录的古旧书籍会被放入隔绝空气的塑料袋，目前，尚未完成著录的书籍还有五六十万册 　　“我们这些书，都是散落在民间的，本来是要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的。”赵先生拿起一本封面已经残缺不全的木鱼书唱本，掸掸上面的灰尘说，“这个杂书馆可以说是靠收破烂大军从废纸堆里面抢救出来的。” 　　如今北京旧书圈的大腕杜国立，便是“收破烂大军”中的主力成员，在杂书馆还没有影子的20多年前，他就经手了这批旧书，“我们七八个人，在100多吨的旧书报堆里，足足挑了三四天”，挑出的正是现在在杂书馆国学馆中最受欢迎的《新青年》。 　　杜国立的旧书买卖是从废品收购站开始的。 　　上世纪90年代初，初中没毕业的杜国立来北京广安门火车站混饭，扛一个大包赚两块钱。不久，他发现倒卖旧杂志更有赚头，菜户营废品回收站8毛一斤买来的旧杂志，在广安门火车站能卖1块一本。 　　收书有了名气，一些名人后代要处理旧书旧物时，甚至主动联系杜国立。老人去世后，书房要挪作他用，杜国立就把整个书房的手稿、信件、藏书，甚至包括桌椅家具一次性买断。北京许多旧书商都会从这个途径收到不少书，名人是少数，大多数是藏了一书房普通旧书的老文化人。杜国立们会将书籍仔细整理好出售，书签和字条都原封不动地留在书里，“为了让书友看书时，会想到这本书原来的主人。” 　　旧书贩们甚至改变了北京纸质垃圾的传统处理程序――早前垃圾场在各个居民区收到废纸，直接送往造纸厂，后来，“中国各个文化小区基本都被旧书贩垄断了，比如北大的校园区，各个宿舍区。” 另一名长期和废纸打交道的书商王富还在垃圾堆里找到过油画家罗工柳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