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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中国广播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特征初探 　　【摘要】中国广播期刊的发展路径与中国广播事业的发展脉络基本一致，并在中国广播事业的迈进中不断调整和变迁。民国时期，伴随中国广播事业的发轫和变革，中国广播期刊的编辑出版活动不断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职业化的编辑出版人及机构日益壮大，二是以专业化的广播内容生产为主题，三是以具备专业知识的精英群体为编辑出版客体；四是以政治宣传和艺术传承为编辑出版理念的主线。 　　【关键词】广播；中国广播事业；中国广播期刊；编辑出版活动 　　【作者单位】韩啸，吉林大学学报编辑部；赵莹莹，吉林大学学报编辑部。 　　1920年11月，美国匹兹堡KDKA广播电台的播音，揭开了世界广播事业的序幕[1]。中国广播事业在民国初年开始发轫，并随时间的推移缓慢发展，不断变革。20世纪20年代末以前，我国尚未出现专业化的广播期刊，直到1929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正式建立，并随着广播事业的发展，“记载和反映广播事业的专业报刊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应运而生”[1]。 　　由于民国时期广播报刊具有极大的史料和学术价值，故已有研究者对此进行研究，如对《广播周报》历史流变的研究，对《无线电月报》编辑出版及传播的研究，对民营期刊《无线电问答汇刊》的研究，对高校所办刊物《电影与播音》编辑传播特征的研究等。整体而言，上述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研究格局来看，既往研究者大多从微观层面着手，分析某具体广播报刊的编辑出版及发展情形，而缺乏整体研判的视野。故本文以时间的流变为线索，基于广播研究的视阈，从编辑出版主体、内容、客体及理念四个层面，探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中国广播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广播期刊编辑出版活动的特征。 　　一、编辑出版主体：职业化广播期刊人和机构产生且日益壮大 　　1929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广播电台相继建立，标志着我国广播事业网初步形成。与此同时，以上海为中心的民营电台也得到一定发展。1940年，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为标志的人民广播事业得以建立。至此，中国广播事业的主体格局基本形成。广播事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广播研究的发展，也使探索广播事业发展演进的重要学术平台――专业广播刊物的生产和传播成为广播研究的重要方面。职业化广播期刊人和机构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并日益壮大和多元。 　　代表性的编辑出版主体首先出现且集中于国民党官办广播事业周围，“国民政府相关部门主办的广播研究刊物具有较高的质量和影响力”[2]，民营广播期刊、人民广播期刊的编辑出版相对处于弱势。国民党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编印的《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年刊》被认为是“民国时期第一本名副其实的广播期刊”。由范本中、刘汉臣、陈沅、吴详佑等先后担任编辑的我国第一份广播节目报《广播周报》则由国民党中央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创办，《广播通讯》由重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编印。这一阶段，广播期刊编辑出版者的身份特征表现为多重性，既是资深的编辑出版人，又是积淀丰厚的学者。如《广播周报》的陈沅既是编辑又是作者，他的《广播的作用》一文对广播的作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除资深的广播期刊编辑出版人外，广播事业的实践者、管理者也对广播研究有所贡献。尽管他们并非职业化的广播期刊人，不直接参与编辑出版活动，但由于长期处于工作一线，具备丰富的经验，加之广播无线电相关专业出身，其创作实践与广播期刊的编辑出版密不可分。如吴道一和吴保丰虽是国民政府广播事业的管理者，但与《广播周报》《广播通讯》《中央广播无线电台年刊》等刊物的编辑出版联系密切。 　　与国民党官办广播期刊的编辑出版队伍相比，民营广播、人民广播期刊编辑出版队伍相对弱小，但其职业化程度可圈可点。如民营报刊《无线电问答汇刊》的主编苏祖国和《无线电杂志》的编辑方子卫，两人均有一定的无线电专业背景，对技术的偏爱与执着使其成为职业化的广播期刊人。人民广播事业肇始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开办，在这一阶段，《解放日报》副刊开辟了《广播》专栏，资深编辑、副刊主编温济泽是主要的执行者。 　　整体而言，民国时期专业性、职业化的广播期刊编辑出版队伍、机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逐渐壮大、多元的过程。在编辑出版队伍中，既有来自国民党广播系统的力量，也有来自民间及共产党方面的力量，三者共同为广播知识的传播、广播文化的传承和广播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编辑出版内容：专业化的广播内容生产是主题 　　广播事业的全方位推进，带动了广播研究的纵深化发展，广播研究与探索的理论化、学术化、专业化也随着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开播而逐渐成形。有研究者统计，“民国时期编印出版的广播期刊及无线电期刊共计73种”[3]，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创办的广播期刊不仅在数量上占据主流，而且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学术性。广播专业期刊的发展进一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