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诗歌在日本平安时代课件.pptVIP

白居易诗歌在日本平安时代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今郑州新郑）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 白居易是日本人心目中最伟大的中国唐代诗人，生前就有《白氏长庆集》和《白氏文集》传于日本，日本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有直接间接引用白诗的痕迹。 白诗传入日本 日本承和五年( 公元838 年) ，由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商人带来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诗笔》呈现给仁明天皇，白居易的作品传入日本。这时的日本正处于汉诗文全盛期的平安时代。 在平安文士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中，共收中日诗人诗歌1110 首，白居易一人之作品即占了535 首，几乎占半数。在藤原公任编纂的诗集《和汉朗咏集》中，共收录588首诗，其中白居易的诗就达139 首之多。 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已流传广泛且具有较大影响力。 白居易自己将作品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 其自叙言:“夫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 《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由此看出，在四类诗歌中，前两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并且评价最高的也是讽谕诗。 他的讽谕诗大体是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的尖锐揭露。代表作《秦中吟》和《新乐府》。 与白居易的侧重不同，日本人在欣赏使用白诗时却不约而同地拒绝了评价最高的讽谕诗，被接受与喜爱的反而是他的闲适感伤诗。 从白居易作品流传入日本的平安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源氏物语》第一帖《铜壶帖》中即是化用了白居易著名的感伤诗《长恨歌》中的故事，《枕草子》中清少纳言所引大量白诗也主要以闲适感伤诗为主。 “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这两句诗在平安时代以及其后的日本脍炙人口，流传甚广，特别是在贵族阶层更是无人知无人不晓。 《枕草子》第280 段有这样一段描写：在一个雪天里，中宫定子和服侍她的女官（女房）们围炉闲话。中宫说“香炉峰雪今如何”，清少纳言便立即将帘子撩起，中宫为她的机敏与才学大悦。在这里中宫的问话与清少纳言撩帘子这一举动无疑都基于白居易“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蜂雪拨帘看”这两句诗，主仆二人心照不宣，清少纳言也因此博得了中宫的欢喜。 为什么受白居易如此重视的讽谕诗在日本却备受冷落呢? 一、白居易讽谕诗与日本人的审美习惯 古代日本是一个封闭的岛国，山川秀丽，气候温暖湿润，地理环境培育了日本民族自然美的强烈意识。面对四季的变化，日本人常常显露出一种感伤的情绪。因此，他们在欣赏自然美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无常的喟叹。日本古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就是表现人生的无常，在艺术上竭力追求一种幽玄、超脱的美感。 白居易的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形象鲜明，情节连贯，语言优美，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因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所以比起讽谕诗，闲适感伤诗更能扣动日本人的心弦，引起了他们的情感共鸣 二、白居易讽谕诗与日本人的政治观 日本民族历来不喜欢把文学与政治扯在一起。他们认为，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他们不主张通过文学去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反对”载道“而追求“娱乐”。 “风雅比兴”“美刺比兴” 三、平安时期的汉诗文传播 在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学迎来了汉诗文创作的全盛期。平安时人欣赏白居易、景仰白居易，他们喜欢白居易的闲适、放达，却不太接受白居易的犀利激愤，这其中又包括以下几个原因。 ( 一) 读者阶层 从阅读白诗的读者阶层来看，基本是天皇、大臣、皇后、女官等统治阶级及上层社会人士。 ( 二) 社会背景 平安时期中央集权的天皇权利逐渐被各大武家政权分割，就如唐朝的藩镇割据一般，日本的中央权利也被各家削弱，天皇与宫中那些空有名头的大臣们不能反抗那些权臣家族，也只能泯酒吟诗徒具风雅。贵族阶层在摒弃了带有政治色彩的诗歌后，又沉迷在白诗的种种趣味风雅中。他们欣赏白居易诗中体现的那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表现出的细腻把握的特点以及贯通佛道两教的“闲适”、“感伤”思想和充满了沉郁伤感的情调。 以《琵琶行》为例，其中对于白居易的个性和审美情趣有较全面的展现，对于“夜”、“月”、“水”、“音”的审美与最后“哀”的那个结局点，正是平安朝人甚至是整个日本从古至今贯彻的审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