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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蓉萱 跨文化精神病学 第一部分：《医学人类学》 扩文化精神病学基础 文化特有的综合征 精神病学研究的人类学反思 扩文化精神病学基础 起源：美国 研究的兴趣最初是基本人格结构和典型人格，后来发展为对“正常”和“异常”的文化界定，不同文化对疾病的定义与治疗，对一些似乎限于特定文化的精神障碍的关注，以及西方精神病分类与诊断的或文化适用性等问题，形成了扩文化精神病学研究的主流。 研究范畴： 人类学认为，任何文化的精神疾病相关经验与知识都是由文化构成的，要认识特定群体的精神障碍现象，透过该文化的透镜，考察其对“异常”行为、思想与情感的界定，对精神障碍的分类、诊断与病因学解释，以及治疗精神或行为障碍的模式。 以附体为例，“萨满/精神分裂症”的假设。 扩文化精神病学基础 “正常”与“异常”的文化界定： 并不存在具有普遍意义的“正常行为”与 “异常行为”，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正常”与“异常”界定，判断标准是人格与社会规范已知的程度。 研究者必须了解所研究文化自身设定的“正常”标准。 精神障碍的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 克莱曼：“新的扩文化精神病学” 扩文化研究应该对精神障碍进行详细的现象学描述，而不是以认定西方精神病学范畴的有效性为起点，提出“躯体化”概念，并认为无论何种表达都是一种文化建构。 文化特有的综合症 成为民族精神病学研究的一个关注点，文化与精神异常关系的研究，也成为跨文化精神病学研究的基本来源之一。 叶宝明：“非典型性精神疾病”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册）》： 标志着精神病学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说明具有种族中心色彩的精神病学体系具有了一定的文化包容性，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文化特有的综合症”这一段誉的解释与使用本身就是可以的，意味着其所指的任何精神障碍都是一个特定社会独有的，或至多在很小范围的社会发现； 用文化来限定病症的作法把文化作为一种不变的实体； 综合征本就是一种“客位的观点”，其概念是否在所有文化中都存在值得怀疑； 从一种文化场景直接转换到另一种文化场景的可能性（“范畴谬误”）。 文化特有的综合症 文化特有的综合征与社会变迁： 不仅影响到所谓文化的历史变迁，而且直接源于这些变迁。 苦痛的发生与表达类型会伴随这几句的、强制性的文化变迁而出现； 随着信仰的变化，那些坚持传统信仰模式的人就会在他们的社区被划归为病人； 当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人试图研究被统治群体并划分他们的行为时，文化特有的综合症概念便随着误解而形成。 精神病学研究的人类学反思： 理论模式： 精神病学家：病原/病理模式 生物学决定了精神障碍“形式”的原因与结构，而文化与社会因素之多塑造或影响障碍的“内容”。在这种身心二分中，生物学是基础，而心理及社会文化层面是附带现象，只在病理层起作用。 人类学家：生物文化过程互动的整体论模式 有时生物学是决定因素，有时文化起决定作用，大多二者的互动是关键因素。要求在跨文化研究中采取一种理论上更复杂、概念上更具批判力的方法，以发展一些中层概念，解释文化如何影响精神疾病。 第二部分：《所谓”受文化限定的综合征”并无限定》 探讨：人们通常根据什么选择逻辑来使用“受文化限定的综合征”这个标签，为什么它被用于指某些病理却不用于指其他病例。 作者观点：“受文化限定的综合征”其实是个错误的概念，不是理清而是混淆了我们对文化对疾病的作用的理解，强化了研究相关问题的哥们学科之间对世界本身的一种错误的两分法。 “受文化限定的综合征”这个概念其实暗含了一种还原主义——用单一的原则或知识体系来解释某种特定的现象，其他的解释原则被抛诸脑后，这种立场割裂了人类的各种功能体系，并把他们的研究错误的分割成了许多相对立的领域，过多地宣称了对受文化限定的综合征的解释权，又太少关注生物医学在研究的各种综合张。 要全面解释疾病就要让人类学的研究触角深入到生物医学的自留地，同时要承认文化的作用受到生理因素的广泛约束。因此，对“受文化限定的综合征”的探讨必须全面考察各种人类疾病，且综合运用各学科视角。 综合征、文化及其限定作用 综合征是一系列的发病情形，通常从病理上说，它们可以是生理的或心智上的，征兆或症状，而且人们认为他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与其他同时出现的症状的区别在于，它们都是一个统一的现象，反映了一组相似的原因。 一种综合症的界定中包含的文化细节越多，他就越有可能是一种受文化限定的综合征，如果某些特定的文化条件是一种综合征发生的必要条件，那么这种综合征就可以被看做受文化限定。 “受文化限定的综合征”就是指一旦缺乏这些文化条件则不可能发生的综合征。 对“受文化限定的综合征”诊断过程的假想民族志 步骤： 1.观察者来到异国或本国的另一个民族地区 2.观察者注意到有些行为看起来很奇怪，表明存在越轨或不和谐因素 3.发生这种行为的人群可能会为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