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的《诗经》学.doc

PAGE PAGE 75 二程的《詩經》學 臺灣大學中文所 邱培超 一、前言 北宋程顥（一０三二—一０八五）、程頤（一０三三—一一０七）兩兄弟，當代學者相當肯定其於宋明理學中的價值與地位 例如大陸學者便指出：「程顥和程頤開創的洛學奠定了理學的基礎。從一個歷史時代的主要思潮的特徵來看，洛學才是理學的典型型態。」言下之意，以程顥、程頤所代表的洛學系統，才足以真正代表理學的開端。二者的開創之功，便已奠定其地位與價值。見侯外廬等主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月二版二刷），頁127。。當代學者對於二者的研究成果，亦可謂汗牛充棟 例如蔡方鹿先生曾整理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二年為止，兩岸學者研究二程的論著便多達近兩百條。（見氏著：《程顥程頤與中國文化》，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月一版一刷，頁376—389）近年來，仍有許多學者針對二程的學術加以研究。 例如大陸學者便指出：「程顥和程頤開創的洛學奠定了理學的基礎。從一個歷史時代的主要思潮的特徵來看，洛學才是理學的典型型態。」言下之意，以程顥、程頤所代表的洛學系統，才足以真正代表理學的開端。二者的開創之功，便已奠定其地位與價值。見侯外廬等主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月二版二刷），頁127。 例如蔡方鹿先生曾整理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九二年為止，兩岸學者研究二程的論著便多達近兩百條。（見氏著：《程顥程頤與中國文化》，貴州：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一月一版一刷，頁376—389）近年來，仍有許多學者針對二程的學術加以研究。 例如鄭宗義先生就批評李紀祥先生的觀點，認為李氏在《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一書中，「為了凸顯明末清初思想與宋明儒學的不同所作的主張，一方面對宋明儒學極不公平，容易誤導以為宋明儒者只談心性不關心世道。另一方面也過份忽略明末清初思想與宋明儒學的傳承發展關係。」參見鄭宗義：《明清儒學轉型探析》（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二０００年），頁39。經學的第一要義,無非是經世致用。宋明儒者在研究經書時，是否真是只談心性，而不關心世道，確實有重新認識的必要。 然而，由於二程在經學上的研究，並不如一般的經學家，有著豐富的注疏成果。如今流傳下的資料，除了《周易程氏傳》是程頤對《易經》作完整的經解外，對於其他經書就沒有如此完整的注疏。二程對於其他經書的研究成果，於《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的卷三至卷八可見。其中，內容包括二程對於《尚書》、《詩經》、《春秋》、《論語》，以及二程改動〈大學〉等 本文所引用二程之語，皆以《二程集》（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為主。下文僅標頁數，不另加註說明。又，《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 本文所引用二程之語，皆以《二程集》（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為主。下文僅標頁數，不另加註說明。又，《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孟子解》（卷七）以及〈中庸解〉（卷八）等兩卷，據編者的案語，〈孟子解〉乃「皆後人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也。故今亦不複載」，所以僅有其目而無文。但〈中庸解〉則是「明道不及為書，伊川雖言已成中庸之書，自以不滿其意，已火之矣。反復此解，其即朱子所辨藍田呂氏（呂大臨）講堂之初本、改本無疑矣。用仍其舊，以備參考。」（頁1151、1165）所以蔡方鹿先生認為：「明人刊〈經說〉，雖然增加了〈孟子解〉、〈中庸解〉兩卷，但其可信程度已不如宋刻本。所以在使用〈經說〉時，應注意此點。」（《程顥程頤與中國文化》，頁31） 二、二程解《詩》之方法及特點 目前可見《詩經》中所流傳三百零五篇的詩歌，其形成的過程，二程提出個人的看法，認為：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商之事，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義，可以垂世立教，故曰「興於詩」。（《二程集》，頁1046）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二程在論述詩歌的產生，基本上接受〈詩大序〉中「詩言志」的觀點。〈詩大序〉認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詩鄭箋》（校相臺岳氏本）（台北：新興書局，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版），頁1。下文引用此書時，僅標頁數，不另加註說明。其次，詩歌既然是人們情志所抒發而成，只要有人的存在，就會有詩歌的產生，因此必然由來許久。二程認為，在虞舜之時，君臣之間的賡和可見於《尚書》中。而夏、商兩代，雖然應也有詩歌的創作，但流傳於後世的，卻十分鮮少。直至周代，人們的怨樂、情志透過詩歌的形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