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实用主义与新加坡的经济变迁解读.doc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与新加坡的经济变迁 张军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理与城市规划系助教授 自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成立以来，李光耀就出任政府总理，直至1990年卸任总理转任内 阁资政，到2011年才完全卸任。李光耀站在新加坡政权的巅峰长达52年。无怪乎他的名 字几乎已经变成了新加坡的代名词。当然他也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无论如何， 最为李光耀赢得声誉的显然是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骄人的经济成长。他接手时，新加坡 的年人均GDP仅为500美元左右，现在已经超过5万美元。因此，所谓新加坡模式早已成为 世界各地学者和政府争相研究和效仿的对象。李光耀在其自传当中和各种公开场合反复 表达自己是个实用主义者。如果有一个词可以概括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策略和变迁轨迹， 或许也应该是实用主义。尽管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变迁与某个领导人的个人理念联系起来 会有很大的困难，也难免失之偏颇，但李光耀和新加坡的确为我们提供了进行此类分析 的一个珍贵案例。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 李光耀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实用主义者。他说：“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 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他关心的是解决人们实实在在 的问题：工作挣钱、衣食住行、 生儿育女。他既看不上空头理论家也不屑于取悦大众， 只是固执己见，坚持去做为自以为对的事情。他一直强调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 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 虽然实用主义貌似反理论，但它本身也是一种有自己的实质性哲学根基的理论。当然每 个实用主义者都可能各不相同。这与一个人深层的信念结构有关。一般而言，实用主义 者只对给定单一目标下不同手段的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审视及其选择感兴趣，但是往往拒 绝或忽略对目标本身的正当性、以及多重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层次的审视 。 这里我并不打算去评价李光耀个人的信仰和信念，只是试图去分析他的信念和意志如何 会与他治国的理念和政策的取舍相关联，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李光耀宣称自己不是严格 意义上的无神论者，而是个不可知论者，也就是说他对神的存在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在 李的身边不乏基督徒和其它宗教的信徒。尤其晚年面对卧病在床多年的爱妻柯玉芝时， 他也曾对宗教信仰有过严肃的思考。他也声称自己因此更加看轻尘世的一切荣耀与成功 。但显然从他的各种表述来看，他始终没有个人化的宗教经验，而且事实上是个达尔文 主义的无神进化论的信奉者。所以他根本上相信人没有灵魂，而只不过是物质的存在。 因此，他的思想里没有英国传统背后的犹太－基督教思想中人人被造平等的观念，没有 人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被爱的个体尊严观念。他也不会像康德一样认为每个人都 有终极的价值，因此每个人都是一个最高的目的而不可以被当作别人的手段。他认为人 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始终在进行着如同动物世界里的生存竞争，而只有适者才能 生存，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治国理念上，他接受的似乎是密尔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 福利的整体主义效用观。在这种观念之下，个人的效用在必要时应该为集体让路，个人 自由通常也只具有有限的工具性价值，而难以成为终极目标 。在诸如“电车难题”之类 的伦理困境下，他基本上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用一个人的生命换取五个人的生命。所以， 即便很有可能李光耀确实一生为新加坡鞠躬尽瘁，每时每刻都在希望改善新加坡人民的 福祉，他也必须在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人的价值之间做取舍。而他的个人信念和意志必 然会影响他在公共事务上的选择。 李光耀赞同追求自由公平社会的理想，但从来不认为人在智识上是平等的。相反，他相 信人天然地就有天才、普通人和傻瓜之分。而且他相信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 水平之上的人最终决定了未来的事情。李光耀非常相信基因决定论是众所周知的，甚至 认为新加坡人的基因不够优秀。正如他在1978年与邓小平的对话中所表明的：“新加坡 的华人都是从广东、福建来的家无寸土、目不识丁的苦力后代。中国有的是留守的文人 学士，就是说中国的华人能力更高”。这个信念是他精英治国论的来源，当然他也非常 看重教育能给人带来的改变。 据说他对先天和后天的看法是七三开。因为先天不可改变 ，所以他仍然极其看重这后天的三成。他不仅认为人类不平等，而且不平等的人类始终 处于达尔文所描绘的极其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他认为国家的竞争 首先取决于有高效运作的制度和领导团队，正如他自己和新加坡的成功所示范的那样。 在这个前提下，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倡导机会均等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他也认为有必要 对现状不佳的失败之人施以适当的悲悯之心，以免他们在困境中越陷越深。但这种悲悯 之心常常是十分有限的，他可能更倾向于认为那些现状不佳之人或是咎由自取，或是先 天不足，或者说忽略他们是社会或者国家进步必要的代价。 李光耀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限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