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物语—反抗限度与一代人的写作伦理.docVIP

残酷物语\反抗限度与一代人的写作伦理 摘要：80后以叛逆和反抗的姿态、嘲讽和调侃的语调书写青春的无奈，个体在“坚韧的黏网”中的挣扎，展现生命无可皈依的荒谬性的存在困境。这种残酷的极端叙事，恰是对既存秩序和存在的背离、反叛和解构，呈现出当代人普遍彷徨、苦闷、恐惧和忧伤的流离之苦。80后用文学反抗意识形态权力对个体的压制、征召、奴役和剥夺，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话语和行动方式和存在方式，但却在无意识中与市场合谋，被现实消费社会收编，显示了80后用文学作为一种反抗方式的精神及行动的限度。 关键词：80后作家；美学特质；精神症候；写作伦理；反抗限度 80后作为整体登上文坛，首先引起注意的是作品中一大批另类人物形象，他们以叛逆和反抗的姿态、嘲讽和调侃的语调书写青春的无奈，把成长看成代表着否定、训诫和惩罚的“坚韧的黏网”，个体成了无边网中挣扎的猎物。80后以“反”和“拒绝”的姿态成长着，以颓废、反讽、游戏和调侃的姿态叙述着，他们书写个体生命在各种“门”与“网”中无可皈依的荒谬性的存在困境，是对既存秩序和存在方式的怀疑、背离、反叛和解构，呈现一种“在路上”的彷徨、焦虑、忧伤的流离之苦，展示了一代人的写作伦理，具有非常高的精神高度。但是，伴随着90年代社会多层次分化、后殖民文化、消费文化的兴起而“浮出历史地表”的一代，其自身主体性的模糊、文学观念的偏差和世界观的限度，在现实意识形态话语的征召与规训之下，无意识中与主流意识形态及市场之间保持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妥协同谋的关系，显示了80后用文学作为一种反抗方式的限度。 一　青春作为一种“反成长”体验之镜像 “人”的观念的发展是“百年文学发生的最根本的变化”和“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核心内涵”。“人”的形象被建构后就具有自己的命运、思想、行动逻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体性被“群”、“族”、国家这样的宏大主体所挟持绑架，精英主义者以真理代言人自居，宏大叙事构建的主体神话长期淹没了真实的个人。这种极端压抑为“异类”的青年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文革”中得到了集中爆发，人们体会到了“动物凶猛”与“青春浩劫”。“人世间凡属于上帝的一切也可以属于魔鬼。”这里的“青春”是和特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的“青春”，是被意识形态所建构、奴役、规训的青春。 当下中国语境中有一股强大的后现代性，即“主体性的反动”。这在80后作品中有非常明显的显现。他们书写在荒谬存在中孤独个体表现出的无聊、颓废、堕落和无能为力。后现代理论家认为理性主体是“不可能存在之真”，被意识形态和工具理性所控制，“后现代个体将具有某种几乎是无个性特征的生存状态。他将是一个人，但将是一个对时间、行动、后果无足轻重的人，他也不将是一个重视t关怀’的关系或创造性的个体主义的作者。他将如此独立于所有可以认同的寻求真理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他，简而言之，根本就不是主体。”后现代的生命个体，注重此在生命的瞬间体验和感觉，欲望的自我放纵，个体的自由与解放，取消价值和伦理道德规范，看重当下生命现状和自己当下的需要。 80后的“反成长”小说，叙述和诉求的不是希望和憧憬、结果与结论，而迷惘与迷失，颠覆和解构了传统成长叙事模式。传统成长叙事模式携带着浅薄的理想主义和沉溺现实的乐观主义，是对美德、理性之类既有预设的倡导、认可和宣扬，而个体本真的生命最厌恶的是被教化、被规训、被取消生命的无限可能。“反成长”叙事恰是对既存秩序和存在方式的反思、逃避、颠覆和解构。它书写的是精神的无处皈依，对现实的反抗、叛逆与疏离，个体只承受“在路上”的彷徨、苦闷、焦虑、恐惧、忧伤的流离之苦。“反成长”叙事把传统意义上的“成长”颠覆消解为从纯真、美好退变成肮脏、堕落的过程，是理想和信念的幻灭，是人格的堕落和萎缩，是最后走向不可解决的困境，甚至沦落到死亡或腐烂的悲剧命运的过程。 80后眼中“成人”是异化、堕落、愚蠢和肮脏的。对成人世界虚伪、阴险、丑陋等等的讽刺和批判是韩寒、张悦然、李傻傻等80后作家笔下普遍的主题。韩寒就以“今天的学习是为了明天的荒废”为响亮口号，不愿意承受应试教育，成名作《三重门》的书名来源于《礼记·中庸》，即“礼仪、法度、考文”，把人生成长的过程看成是不断经历“三重门”的多重困境，他以叛逆和反抗的姿态、以嘲讽和调侃的语调书写这个无奈的过程。李傻傻把成长过程看成否定、训诫和惩罚的“红x”组成的“坚韧的黏网”，青春个体成了网中挣扎的猎物。80后以“反”和“拒绝”的姿态成长着，以颓废、反讽和调侃的姿态叙述着，书写个体生命在各种有形无形的、形而上形而下的“门”与“网”中无可皈依的荒谬性。 处于复杂现代性语境的文化影响中，青少年的“反成长”常常表现为对成人、师长、主流的崇高理想的蔑视、嘲讽、叛逆和消解，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等于反教育与反规训。“反成长”是以“反”的方式另类成长，反的是被社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