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与中国的选择.pdfVIP

全球性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与中国的选择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王新梅 一、前 言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全球性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内容的详尽考察，正确把 握世界各国改革的实际状况，澄清我国在养老保障制度的研究与政策制定上一直 处于混乱状态的基本概念，在此基础上考察，与GDP相连的空帐和与资本市场相 连的实帐，这两种不同的选择有什么样不同的结果，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 (瑞典模型)能帮助我们解决哪些问题。 在讨论中国养老保障制度转换成瑞典模型的研究中，威廉姆森、孙策(2004) 详细分析了瑞典模型会带来的好处与坏处，他们担心实行瑞典模型后中国的储蓄 率会下降，并且因为瑞典模型激励职工推迟退休，虽然对养老金财政平衡来说是 好事，但是也许会减少年轻人的就业机会。然而中国处于储蓄率过高的嫌疑之中， 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至于就业问题，对于吸纳了从业人员50%以上的非国有 部门来说，他们是按照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等市场因素来考虑佣工，与职工的年龄 没有什么关系；而对于国有部门，国家规定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现阶段还不必 考虑推迟退休年龄的问题，所以其影响也很有限。另外，威廉姆森、孙策(2004) 只主张把积累制部分改为瑞典模型，社会统筹部分仍保持不变，因此他们的建议 显得不够充分。如果社会统筹部分还是原封不动的话，依旧无法提供足够的激励 机制，中国的企业与职工还会继续逃避缴费。 Takayama(2002)指出为了避免转轨成本的问题，中国可以考虑瑞典模型，此 时如果让名义收益率等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可以给制度的加入者提供足够的 激励。并指出如果没有百姓的信任，无论制度怎样设计都是白费，所以需要有一 个独立的机构能够准确记录参保者的缴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并公布帐户的 信息。郑秉文(2003)虽然也主张中国可以积极利用瑞典模型，但是只是作为一个 向积累制的过渡方式来考虑的，待到将来条件成熟时再转向积累制。而本文的观 点则是，与多数条件成熟而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并不采用积累制的发达国家一样， 中国即使在将来也不宜考虑采用积累制。 关于中国公共养老保障制度的选择，是应该转换为完全积累制、还是选择现 收现付制，在学术界一直都没能达成一致。主张采用积累制的有：王燕、徐滇庆、 王直、翟凡(2001)、赵耀辉、许建国(2001)、孙祁祥(2001)等，主张采用现收现 付制的有：袁志刚(2001)、朱青(2001)、封进(2004)、程永宏(2005)等。积累制 派认为现收现付制的主要问题是不能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所带来的财政危机，而 积累制则可以，把个人帐户由“空帐”作成实帐是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的关 键。在这个大前提下，他们针对实施积累制时将会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各种解决 方案。而现收现付制派对这个大前提的认识则完全相反，认为积累制并不能解决 老年人实际得到的保障水平不下降的问题。但是现收现付制派没有谈及如何处理 给付确定型所产生的激励不足的问题，这一点是本文与先行研究之间区别最大的 地方。另外，现收现付制派在主张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在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问 题上没有本质区别时，是以巴尔(2003)为根据的，实际上，这已经不仅是巴尔个 人的观点，也是在国际养老保障问题的学者之间达成了共识的结论。 针对转轨成本问题积累制派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王燕、徐滇庆、王直、 翟凡(2001)主要考察了用各种税收来支付转轨成本所产生的影响，认为虽然任重 道远，但仍是富有希望的。但是他们同时指出这个结论是在没有考虑税收成本的 情况下得出的。此外，即使转轨成本问题能够解决，随之而来的投资风险问题等 还都是未知数。另外，此文的第三节中关于智利与玻利维亚的介绍也欠妥当，似 乎那些国家已经解决了转轨成本问题，贫困老年人都能得到最低养老金，实际上， 这些问题依旧困扰着这些国家。 赵耀辉、许建国(2001)指出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是我国目前养老保障制度的 核心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完全赞同，但是对于如何建立激励机制的问题，我 们方法则完全不同。他们提出采用缴费确定型完全积累制，而我们提出采用名义 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因为我们认为由于完全积累制存在着转轨成本与高风险 问题，所以它所提供激励并不充分。而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在避免了转轨 成本与高风险问题的基础上，既提供了缴费与给付一一对应的个人帐户，又提供 了更加安全可靠的收益。对于转轨成本问题，他们提出用拍卖国有资产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