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ppt

内容摘要 第四部分 21世纪的资本监管 第四部分，作者检验了一个与现状相匹配的“社会国家”应该是什么样的；提出了一个关于累计所得税的新的思考，描述21世纪累进资本所得税应该是什么样的；研究公共债务相关的问题，以及关于自然资本在减少时最优化公共资本积累的议题。 21世纪的社会国家 社会国家的回归 要考察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的角色，最简单的指标就是看税收总额占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所有发达国家在20世纪初税收部分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都在10%以下。但在20世纪下半叶，该比重就慢慢上移到了新的平衡点，税收占到国民收入的1/3—1/2。 税收收入出现历史性增长的用途：建设“社会国家”。税收收入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能，当前这些社会职能开支约占各国国民收入的1/4—1/3。 社会职能的两大领域 21世纪的社会国家 现代再分配 现代财富再分配是通过公共服务和替代收入来实现社会的公平，至少在医疗、教育和养老领域。现代再分配是基于权利的逻辑，以及人人都可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平等原则。 20世纪发达国家所构建的“社会国家”为代表的现代化财富再分配机制，基于一系列的基本社会权利：教育权、健康权以及退休权。教育医疗占了发达国家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的20%，超过了全部工业部门的20%。这种生产组织的方式是可持续的也是普遍的。 我们在学习如何有效安排相当于国民收入2/3甚至3/4的公共开支之前，首先最好要改善现有公共部门的组织和运营。有关未来社会国家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组织、现代化和整合几个方面。 落后国家与新兴国家 发达国家之间本身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西欧国家的政府收入似乎稳定在国民收入40%—45%的水平，而美国和日本则徘徊在30%—35%的水平。 发达国家的税收收入水平出现了上升，从20世纪70年代上升到80年代的35%—40%，随后就稳定在今天的水平上，但贫穷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税收收入水平却出现了大幅下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地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税收略低于国民收入的15%，但在90年代下降到了略高于10%的水平。 21世纪的社会国家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构建现代财政和社会国家是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进程核心组成部份。历史数据表明：当某国仅有10%—15%的国民收入作为税收，那么该国政府很难履行除传统王权之外的社会职能。这样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导致对政府信心不足，又反过来征税难度大。 当前中国的所得税制可以覆盖广大人群并借此实现大量的财政收入。中国完全有可能建立起跟欧洲、美洲以及亚洲发达国家类似的社会制度。当然会具备中国特色，不过鉴于中国的政治和人口因素，该过程也会充满不确定性。 税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反思累进所得税 当其对某些人的税率高于其他人时，不管是因为这些人挣钱更多，或是拥有财富更多，抑或是消费更多，该税种即为累进的。当其税率对富人降低时，该税收是累退的。 累进税是社会国家的关键要素，它在社会国家的发展和20世纪不平等结构转型中占据核心地位，为确保未来社会的活力，它仍然至关重要。现代国家要想要继续保持生命力，基本税收体系保持最低限度的累进很必要，或者至少不能在收入顶层发展为明显的累退。 累计税是一个相对开明的消减不平等的方法，累进税因而代表在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之间一个理想折中。美国和英国在其整个历史进程中表现出对个人自由的高度重视。选择比其他国家更加累进的税收体系。 最高税率下降最多的国家，也是最高收入者国民收入份额增加最多的国家，相反，未过多消减其最高税率的国家，顶层收入者国民收入份额的增长要温和的多。 较低的所得税税率完全改变了高管薪酬的决定方式，尤其在最高税率急剧下降的美国和英国。对最高收入征收没收性税率不仅合理，而且也是遏制我们看到高薪酬增长的唯一方法。 全球资本税 资本税 作者建议的资本税是一个对全球财富的年度累进税。最大的财富将被征收更重的税，并且所有形式的资产都将被包括在内：不动产、金融资产和商业资产。 资本税的主要目的是管理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其目标是终止无限增加的财富不平等；其次。是对金融和银行体系施加有效管理以避免危机。欲达此两端，资本税需先提高民主和金融透明度。 资本税有两个明显的正当理由：价值贡献和动机激励。价值贡献的逻辑非常简单，对非常富有的人而言，收入常常很难界定，只有针对资本的直接税可以正确评估其财富贡献能力。 基于在等级顶端的财富获得的收益非常高，价值贡献论据成为实施累进资本税最为重要的理由。根据，这一推理，对非常富有的人而言，资本是比收入更好的价值贡献指标，而收入常常很难度量。 动机激励的逻辑，基本思想是资本税是对资本存量寻求最高可能收益率的一种激励。根据这个逻辑，资本税的目的是强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