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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学方法论 为「经济学方法论丛书」“总序” 汪丁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是的，我把我们中国人今天所处的时代叫做‘后资本主义’时代。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不管我们是否仍然处于‘发展经济阶段’，我们确实被带进了这个叫做‘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在这一格局里通行的，是‘后资本主义’时代的，被彼得.德鲁克称为‘知识社会’的游戏规则，德鲁克在九十年代初已经指出：知识社会的价值原理将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的价值原理，尤其是，知识社会将不再承认‘资产者’对‘无产者’的阶级斗争，那里只有‘知识者’与‘无知识者’的差别。德鲁克的感觉是真切的，只不过，这感觉需要更扎实的理论把握（参见我为《方法》1998年复刊号写的论文，“知识，经济，自由”，收入自选集《直面现象》，三联2000年版）。 我们的时代应当被叫做‘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另一个理由或许更加重要，就是韦伯在上一世纪就论述过的，所谓‘资本主义’，及作为其对立面的‘社会主义’，是西方社会‘理性化进程’的产物，它们都不属于非西方社会。当‘冷战’结束的时候，当‘两大阵营’中的一方消失的时候，另一方也就消失了。世界在九十年代以后进入了既不姓‘资’也不姓‘社’的时代，尽管，这世界上还存在强权，还存在‘超级大国’，还存在着被继续叫做‘资本主义’以及被进一步叫做‘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但是，如果我们冷静地观察这个新的世界，就不难发现，事情正在起变化。确实如哈耶克指出过的那样，经过几千年交换行为的漫长演化而积累起来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不应当继续被误导性地叫做‘资本主义’了，尤其是在知识社会里，当每个人都是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时，把一切拥有知识的社会成员都叫做‘资本家’，从而整个社会成为‘全民资本社会’，在概念上是荒唐的，而且违背了马克思关于‘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立场。 为了理解‘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社会关系，我觉得应当首先理解知识社会的性质，理解知识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然后才可以理解知识社会人际关系的实质，才可能建立知识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之后，在所有这些理解的基础上，知识社会各项经济政策的制订才获得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事实上，知识社会的许多现象正在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和研究兴趣。我要列举的这些经济现象都与知识社会的性质有关，按照古典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我把这些现象按照社会生产的诸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列论如下。注意，在知识社会里‘劳动’与‘资本’在知识劳动者身上合一的趋势，使下列的多数问题都可以作为‘人力资本’问题被提出来，事实上，下列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被纳入‘人的经济行为’与‘知识积累’这两个基本范畴： 关于‘劳动’的应用经济学，这一领域的题目通常围绕着‘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展开，诸如‘父母利他主义’、‘家庭生育决策与孩子的质量’、‘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养老金及社会保障体系’、‘就业与失业’、‘福利与劳动供给’、‘医疗保健’、‘工资差别’，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各种制度问题。 在这一广阔领域内，由于劳动正在从传统的简单劳动普遍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型劳动，一个关键性的应用经济学问题是：如何界定和度量单位劳动时间内包含的‘知识生产力’的价值？我在其它文章里已经对这个问题提供了初步的解决设想（“新经济的劳动定价问题”，《IT 经理世界》，2000年第19期；“新经济的人力资本定价问题”，《IT 经理世界》2000年第23期；“知识劳动的工资问题”，《IT 财富》2000年，总第5期）。 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应用有关的另外三个关键性问题是：教育的质量及投资回报率究竟怎样确定？（参见我的另一篇论文“探索面向21世纪的教育哲学与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1期。）人力资本概念应当如何划分为更细致的类别从而可以把不同的知识劳动（例如制度型知识与技术型知识）区分开来？在知识劳动合同‘个性化’的大趋势面前，怎样定义和度量劳动生命周期的回报？其中后两个问题其实是理论问题，它要求彻底反思‘人力资本理论’（我的另一篇文章或许提供了这一问题的某种思考，“激励股票期权与企业扩张过程”，《IT 财富》2001年，总第7期）。 此外，关于知识社会里的家庭资源配置和父母利他主义程度的确定问题，知识资本折旧过程与养老金方案设计问题，社会福利水平与知识劳动激励之间的关系问题，失业与知识转型之间的关系问题，知识类型间的差异与收入差异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需要在有所创新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才可能获得解答的重要的应用经济学问题。 （2） 关于‘资本’的应用经济学，这一领域的题目通常围绕着‘物质资本’的形成过程展开，诸如‘储蓄、消费、与国民收入分配这三者间的关系’、‘储蓄、生命周期、与经济增长这三者间的关系’、‘货币与金融制度的创新与演化’、‘资本市场的各种支撑体系（财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