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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课件7 章会垠 第九章 唐代后期文学理论批评不同流派的分化与发展 第一节、白居易和社会学派的文学理论批评 第二节、 古文理论的产生发展和韩愈、柳宗元的文学思想 第三节、 司空图论诗歌的“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观风俗和补时政 白居易（７７２·大历７年─８４６·会昌６年）的生平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有拯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后期（约在元和１２年以后的３０年，白时年４５岁）则是独善其身的阶段。他的诗论主要集中在他生活的前期，这是白居易怀抱理想的时期。 其诗论大致包括以下几个内容： 一、 功利主义的诗歌主张 １、 提倡诗歌的观风俗和补时政的作用。 采诗以补察时政 《采诗以补察时政》： “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 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华黍》之诗，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诗，则知威虐及人也；…… 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 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 诗不为文而作 ２、 诗乃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新乐府序》：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寄唐生》： “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３、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与元九书》：“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 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上自贤圣，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白居易诗歌理论的特点 可以说白居易是全面继承了汉儒的诗教理论，并且更明确地提出了教化目的论，使诗成为押韵谏书，比汉儒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一方面，白居易以此更否定了文学的其他本质特征，汉儒尚讲“温柔敦厚”，白则只讲“质而径，直而切”； 第三，他完全否定了南朝文学，只讲国风六义，表现出僵固的文学发展观，否定了文学的进步和发展。 第二节、 古文理论的产生发展和 韩愈、柳宗元的文学思想 中唐时期，在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开展的同时，韩愈也倡导了古文革新运动。 韩愈（７６８─８２４）是唐代古文理论和实践的领军人物。其理论择其要有三： 一 、 主张古文，反对骈文，倡导文道合一 所谓古文，是与句式整齐、讲究偶对的骈文相对而言。西汉文章以散行为主，东汉以后骈偶成分渐多，到南朝后期和初唐，臻于极致。 中唐时期这种风气依然如故，韩愈认为这种骈偶的形式有害于世用，故提倡恢复西汉、先秦的散行文体，故称“古文”。 倡导古文之原因 《答陈生书》：“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 《答李秀才书》：“然愈之所志于古道，不惟其辞好，好其道焉尔。” 《题欧阳生哀辞后》：“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此皆明言对古文的热爱以及何以热爱古文。 明道、传道：古文写作之目的 又称其写文章是为了明道、传道：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 韩愈所说的道，是指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来世代相传的儒家之道，其内容既包括了自古流传下来的社会实践的生生之道，又包括了儒家的礼乐行政及伦理之道。而后者更是韩愈所重视的。 二、修辞立其诚，气盛而言宜，陈言之务去 1、修辞立其诚 《答李翊书》：“生所谓立言者是也。……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于古之立言者邪？…… 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答尉迟生书》：“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揜。本深而根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 强调内在的德行修养为文章之本。 气盛言宜 2、 “气盛言宜” 《答李翊书》：“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 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韩愈的“气盛言宜”，是孟子养气说的继续。这里的“气”指的是作家创作前的精神状态，它不是纯物质的东西，而是象孟子所说的“配义与道”的“气”，即“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