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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名人家风的一些故事 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每个人的家庭都为他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安全、教育、交际及娱乐活动，社会行为规范来自家庭制度本身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一些名人为保家声不坠遗传家训，价值体系里足见文化人的高尚操守、济世情怀和家国责任思想。 陆游这样嘱咐孩子：“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但切不可迫于衣食，为市井小人事耳。戒之戒之。”意思是说宦途不及务农好，不做官可以躬耕谋食，即使生活紧张也不要做坏事。陆游家训，由40多岁开始写，一直到80余岁在不断增补，共26则。 曾国藩的家训，分散写在他的大量的家书中，在家族教化中作用不凡。次子曾纪泽，袭父一等毅勇侯爵，官至户部左侍郎。历使英、法、俄诸国，与俄人力争，毁崇厚巳订之约，更立新议，交还伊犁及乌众岛山，帖克斯川诸要隘，有功于新疆甚大。在出使任内，深入了解各国历史、国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诸国工、商业及社会情况。又将使馆馆址由租赁改为自建，亲自负责图书、器物购置，务使使馆规模不失大国风度，亦不流于奢靡。驻外严于操远，节约公费，摒弃贪劣，倡导廉洁之风，为外人所敬重。季女曾纪芬福寿全归，可以说完全得力于她父亲传给她的一套治家修身办法。曾纪芬一直记着父亲曾国藩对她讲的话：“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吾辈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勤俭二字，别无他法。”曾纪芬自奉俭约，即使后来年纪大了，每届大寿，子女想送些珍贵的礼物来，都一定会被她阻止。曾纪芬对子女的教育从不放松。即使对已经成年的子女，仍随时耳提面命，管束查察从不疏忽。她说：“教导儿女要在不求小就而求大成，当从大处着想，不可娇爱过甚。尤在父母志趣高明，切实提携，使子女力争上进，才能使子女他日成为社会上大有作为的人。”她的第四子聂其杰重视聂家、曾家的先祖述言，出版成书推广，还以“联络家庭之情感，切磋其道义”为宗旨，创办《家声》等家庭刊物，成为中外仅见的文化现象。 1936年鲁迅病重，在遗嘱中对当时7岁的周海婴训示：“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周海婴学成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成了个无线电专家。作为文化伟人的儿子，周海婴是荣耀的，紧随一生的又是重负的，“父亲一直在鞭策着我，也给我压力。”他被事事与鲁迅联系着，为了维护先人的光环，他不能说错话，做错事，不得越界，谨言慎行，失去自由和自己。 社会来到今天，对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的法律约束越发明显地流于文字形式而没有了现实意义。以后这样的局面会随着社会的裂变而更加严重。当外在的约束几乎不存在时，个人的、家庭的、文化的、社会的影响会成为他们行为的左右力量。有的人会辱没豪门，有的人会弘扬前辈。但前者的概率我想要大于后者。这其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社会是否能够让忠实于社会和服务于国家的人站起来。高人要是蜗居在房子里，行走社会的人必然就是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