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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再造文明 第一节 新世纪的开端 一、从帝国到近代民族国家 在帝国时期，中国古代民族有其实体，是客观存在的，但其划分并不严谨，主要依地理位置和文化来划分。居于“世界中央”的是“华夏”，东为“夷”，西为“戎”，北为“狄”，南为“蛮”。这种划分比较笼统，且有抬高中原民族、歧视周边民族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依文化皈依来划分，信守中原礼仪文化的就是“华夏”，即中原民族——汉族；背离中原礼仪文化的就是“夷”、“戎”、“蛮”、“狄”，即偏远的少数民族，双方具体人员可以因文化信仰的改变而互相转化。由于汉族地理疆域不断扩大，其先进的文化又不断吸引周边民族的民众，因此，两千多年来，汉族通过融合、同化其他各古代少数民族，人口越来越多，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汉族主要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而不是血缘意义上的民族，在汉族的文化系统中，孔子缔造的儒家文化是主流。孔子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对汉民族能够敞开胸襟融合、吸纳其他民族的人群，最终浑然一体不断壮大成新汉族有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民族主义”一词，但大汉族思想是有的，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将其命名为“大汉族主义”，或者传统民族主义。其性质是带有歧视色彩的族类民族主义和比较开放宽和的文化民族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外患内忧之下，传统民族主义完成了向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化，这又促成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最终形成。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主要原因是国势衰微之际，中国有识之士为应对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机而对本国民众的再造和重新整合。 至20世纪初，中国国民仍多重家族、宗族、乡党、地域而少有国族的概念，亡国在多数民众看来只是改朝换代，皇帝改姓换人而已。汉人仍可以像历史上一样，凭借先进的文化和经济实力同化“蛮夷”而恢复天下。 但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并不这样看，经过与西方半个多世纪的接触，他们很清楚西方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都处于领先地位，如果现在亡国，就不可能再恢复天下，“江山四望，忍豆剖而付人”，“二十世纪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国之支那乎？英国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美与日之支那乎？” 若要中国不亡，就必须唤起民众的现代民族意识，为此，有识之士直接借鉴、引进了欧洲学者的民族主义理论，将其介绍给中国民众。 1903年，梁启超撰文介绍了德国学者布伦奇理（J．K．Bluntschli）的民族理论。他指出布氏认为民族是“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有八个特征: 相同的地域、血统、体貌、语言、文字、宗教、风俗、生计，“造成一特别之团体固有之性质，以传诸其子孙，是之谓民族”。 布伦奇理的民族理论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根据布氏理论重新建构中国的民族主义，为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梁启超受布伦奇理的启发，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大民族主义”概念。他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度里，要建立统一有力的次序与世界各国竞争，境内的各民族就必须统合起来，汉、满、蒙、回、藏、苗共同组成一个大民族，名字就叫中华民族。“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者。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开始时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其目的是推翻满族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他批判满清政府实施种族主义压迫，侵犯和剥夺人民的自由和平等权。由于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不断变化：由排满的种族革命到五族共和，再到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一律平等。 孙中山后来接受了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观念，也提倡整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 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后，首先对于清帝国的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革命军在武昌起义后，全国各地各阶层民众群起响应，很快促使清政府垮台。这不仅是武装斗争的结果，也有民族主义这一强大且日益深入人心的思想武器在发挥作用。 胡适对于梁启超及其倡导宣传的民族主义评价很高，“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 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于五四运动的发生产生了很大影响，五四运动本身也掀起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新高潮。这一运动展现了中国人对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国家存亡的深层忧虑，以及对挽救民族危亡这一使命的主动继承。这些构成了以后数十年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也使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历史认知和危害中国最甚的日本紧密相连。 中国近代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