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节秦汉至隋唐的哲学研究.docVIP

第五章 秦汉隋唐哲学研究 第一节 秦与汉代哲学思想 秦汉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其特别的重要性，但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不甚突出，相对于其前后的先秦、魏晋，秦汉哲学的思想深度与哲学意味似乎不够。不过从新中国六十年的哲学史研究看，秦汉哲学实有其重要价值，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对其研究、探讨甚至成为学界的热点、焦点。 一、建国后十七年（1949——1966）间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范式及指导原则均有重大转变，唯物／唯心主义之争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哲学史研究中。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0年）出版最早，该书自觉将中国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相结合，对秦汉思想内容、演进、特色进行了系统分析、论述。总体而言，秦汉哲学研究的热点是人物研究，主要集中于董仲舒、司马迁、王充三人。董仲舒是汉代大儒学，研究秦汉哲学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关于董氏的专著主要有周辅成的《论董仲舒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对于董氏的定位，虽然学界也有争论，有些也认为其是唯物主义者，但学者们基本上是指认其为唯心主义思想家，不过在评价他的思想时候还是予以一定程度的肯定，如杨宪邦的《怎样分析董仲舒哲学思想的社会历史作用》（《新建设》，1964年第7期）。可见在当时，对思想家身份的判定与对其思想价值的评价并不完全对应，即便是唯心主义思想家，其学说仍有其价值。需要指出的是，任继愈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基于哲学史即为认识论史的观点，突出了唯物／唯心、辨证法／形而上学的斗争，将董仲舒的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界定为宗教唯心主义更为精巧的形式，是欺骗民众的意识形态，基本未予其以正面评价。虽然如此，任氏将宗教与唯心主义联系起来，这一理解与其后来提出的儒教说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值得注意。除董仲舒外，司马迁也是研究较多的人物。司马氏是一名历史哲学家，其所著《史记》蕴涵了丰富的历史思想，但学界对司氏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史记》写作的“人民性”，如侯外庐的《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为纪念司马迁诞生二千一百周年而作》（《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1日）。人民性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突出史学著作中人民性的意义，也就意味着对人民作为历史主体身份的强调，这无疑是配合了对新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宣传。至于王充，由于其反谶纬与自然主义的理论立场，几无疑义地被认定为汉代唯物主义思想大家，对其的研究论文最多，专著也有好几部，如关锋《王充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田昌五《王充及其〈论衡〉》（三联书店，1958年）等。 二、文革十年（1966——1976）的儒法之争 　　文革开始，中哲史研究进一步政治化、工具化。尤其是随着文革后期政治形势的变化，儒／法之争的研究模式特别突出，秦汉哲学就此成为中哲史研究的显学。在此背景下，被认定具有法家身份的思想家得到了特别的关注，秦代的李斯与汉代的桑弘羊即是典型。李斯在前十七年的研究中默默无闻，仅有俞超的一篇《秦代伟大的政治家李斯》（《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论及他。与之相比，文革后期发表了大量关于李斯的文章，主要是论述他对“封建”制的批判，不过论者多为非专业研究人员，故文章带有很浓的现实政治意味。较诸李斯，桑弘羊的情形是有过之而无及，由于其与贤良文学的论辩，桑弘羊被视为西汉儒法之争的法家代表，故论述桑弘羊及《盐铁论》的文章特别多，甚至在数量上可与论述王充者媲美，其中的代表性之作有笔名梁效的《读盐铁论——西汉中期儒法两家的一场大论战》（《红旗》，1974年第5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此一时期对司马迁的研究寥寥无几。至于董仲舒、王充，仍然是关注的重点，但前者被指认为“复辟之道”而完全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而王充对孔孟之学的批判则被特别突出，这显然也是对当时政治形势的配合。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秦汉哲学笼罩于儒／法之争模式下，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同时，也有学术亮点的出现，这就是围绕汉代帛书展开的黄老之学研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挖掘，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帛书《老子》甲乙本、《经法》等。帛书《老子》甲乙本内容与现在通行的王弼本在文本结构、文字上均颇有差异，其对研究《老子》文本的形成及汉代黄老学具有重要意义，故立刻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兴趣。考古文字学家唐兰很快撰写了《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佚书研究——兼论其与汉初儒法斗争的关系》（《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1976年3月，经过帛书整理小组的释文、标点和注释，《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该书还同时收入了翟青、高亨和池曦朝的两篇论文，其中高亨与池曦朝所撰之《试谈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对帛书《老子》的抄写年代予以了确认，根据文字的避讳情况，判定甲本在刘邦称帝前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