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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应该是什么：安兰德vs.马云经02 许一先 2010012629本文首先剖析安兰德看待问题的视角为何，然后从两种角度分析马云的三个残酷决定，给出安兰德对马云做法的可能反应，最后对企业到底应该利己还是利他给出一些看法。商人的天职是什么——安兰德的理性利己主义《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这是安兰德的这本论述商业哲学与职业道德的集子的标题。实际上，这个标题更适合改成《商人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因为这本著作中运用了相当理性的逻辑思维，通篇论述的都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哲学观点，并且强烈抨击了除理性利己主义之外，几乎所有的商业哲学。为什么安兰德认为“理性利己主义”是唯一正确的商业哲学？这一论断的根基要从人类的一个最基本的选择说起，亦即生与死之间的选择。（《商人为什么应该诚信》）对于有机的生命体而言，生命是最重要的价值所在，而其他的价值只能作为手段。为了促进生命这一最重要的价值，人类的道德规范就必定定义为：善是促进生命的东西。为了追求每个人自己的终极价值，人类必须是自己行为的受益人。这就是“理性利己主义”中“利己主义”的来源。当然，另一个语素“理性”也是必须要予以关注的。理性利己主义作为犬儒利己主义的替代，其根本差别就在于应用了理性这一人类的基本生存手段。安兰德认为，犬儒利己主义单纯依靠人类的感情判断，虽然对价值的认可是一样的——人的生命是最终价值，但是感情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疏漏，造成价值追求的偏差，不是人类最佳的道德规范。只有将理性加诸利己主义之上以后，才是安兰德的主张“理性利己主义”。综上所述，我们应该认识到：安兰德的“理性利己主义”是这样一种道德规范：它基于对人类生命价值的最高判断，要求人是自身行为的受益人，且这种受益要通过人的基本生存手段——理性来鉴别、判断。安兰德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在休谟的怀疑论中，对“是”与“应该”的区分永远值得我们保持警醒，在安兰德的商业哲学的推理中，我们同样可以质疑她对于这两者之间如何过渡。从“生命是人的最高价值”，到“人的行为应该使自身受益”，这就等于直接承认了人的利己性，本质上否定了人类利他性存在的可能，相当于绕过了对人的道德判断。假设存在一些对他人利益比对自身利益还要看重的人，安兰德的论断便不能成立，而至少从《我的三个残酷决定》一文中，马云给人的初步印象就恰恰是这样的一种人。当然，休谟告诉我们，从“是”到“应该”本来就是不可能的，道德的观点本身就有很多种，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从不同的道德规范中吸取道德选择的逻辑技巧，了解和洞察其背后的选择困境。安兰德的这一观点在企业领域得到了延伸，它认为，企业目的就是“通过以市场能承受的最高价格销售，同时以最低价格购买”，“寻求的是创造利润，尽可能的最大利润”。这一观点与现代经济学是一致的，但这一论题同样涉及应然的表述，与上一个关于商人的论断有同样的缺陷，在此不再赘述。为社会创造价值——马云的信条马云的商业哲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他希望自己的公司能为社会创造价值，让很多的家庭和企业越来越成长，同时加入阿里巴巴的年轻人因为阿里巴巴这个平台得到成长，当然股东也有挣钱。与安兰德不同的是，马云用“三个残酷决定”的实际行动来真切地印证了他自己如何践行这一商业哲学。第一个决定是IPO定价。股票定价越高，公开募集的资金越多，这对于一个纯粹追求最大利润的企业来说，当然是百利无一害的事情。而马云看到股市的不理性的现象和股价被高估的事实，坚持压低股价，只为了不损害股民的利益。这反映出，马云不单单追求企业的利益最大，而是考虑到了市场中其他参与者（股民）的利益。第二个决定是“冬天的使命”。作为一家大型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拥有产品的定价权，如果价格定的高，会有一部分企业生存不下去，但企业的总体利润可能反而更高。马云的做法是将6万元的定价直接砍到2万元，这一举动使阿里巴巴的账面利润减少了5000万，但却拯救了5万家中小企业的50万人。按照马云的说法，阿里巴巴的行为给了这50万人度过难关的信心，将来创造更多的价值。这就是说，马云在企业决策中考虑到他的客户的利益。第三个决定是“逆势”厚待员工。在外部经济局势不好的情况下，企业减发员工工资或者裁员都是保持企业生命力的无可厚非的途径，但马云没有采取这种做法，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决策中将员工的利益考虑进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了马云对员工的承诺：除非公司实在不行，否则只要员工干的好就应该给他加工资、奖金。这也是“员工第二”的经商理念的一种体现。综合这三次“残酷决定”，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共同点是都牺牲了阿里巴巴作为一个企业在短期内的利益，而将利益转移给了企业以外的参与者，分别是股东、客户和员工。它们的“残酷”之处在于短期内的利益损失非常巨大，但是每个选择都给外部参与者带来很大的福利，这也就是马云呼吁的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乍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