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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教案 绪论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源流 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历史根据，中国现代文学也是这样，它并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它的产生与发展也同样有它内在的历史渊源。 此前的现代文学史叙述，往往把现代文学的时间段限定在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渊源有自、不断发展与演进的文学，其渊源于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 晚清以来，当西方的坚船利炮冲破了中国这个老大帝国的大门，也惊醒了朝野之间曾经共享的美梦。尤其是1894年那场发生在黄海海面的中日甲午之战，更是让中国人为之扼腕喟叹的永远心痛，偌大的中华帝国竟惨败于弹丸之地的日本。痛定思痛之余，危机意识与危亡反省成为一切思想展现的深刻动因。诚如王尔敏所言：“中国近代之最大危机，莫过于信心崩溃……近代西方冲击，中国应付颠倒错乱，彻底失败，渐使知识分子完全陷于失望自卑、悲观无助状态。检讨反省，对于本民族一切过去，无不产生根本怀疑与彻底否定。驯至诅咒破坏，唯恐不力。”（王尔敏：《近代文化生态及其变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91页。）当然，这种彻底否定的思想动力日渐弥漫浸染于各种问题之中，也自然影响到对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字的思考。 晚清基于“卫国保种”的需要，不同的人士各有一套救亡图存、自新自强的改革方案。维新变法者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呼唤出强大的中国，一些知识者则遵循另一思想理路，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他们意识到启迪民众、开启民智、普及实学的重要性。在设想广建学校、广立学会的同时，自然把目光投注到知识的载体——中国繁难的文字符号上，因方言歧异、文字繁难，知识难以普及抵达于普通民众身上，这无疑加深了中国的落后状态。与此对照的是，由于海禁打开，中国知识者加深了对于西方富强文明的了解，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语言文字改革也为中国的趋新士人提供了反观中国文字以期变革的灵感：“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所以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文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王炳耀：《拼音字谱(自序》，《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3页。）语言文字变革无不起源于国家民族图强自新的思想涌动。 晚清的维新派和知识者正是出于寻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考量，开启了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运动，思想启蒙的需要，自然开始了白话文运动的先声。 事实上，早在1868年，黄遵宪就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倡导言文合一。1897年，陈荣衮创办《俗话报》，旨在改良风俗。 1898年5月，裘廷梁主编的《无锡白话报》创刊，1898年8月27日刊载裘廷梁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该文指出：“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以惊世骇俗的语言大胆地批判了文言的流弊，张扬了白话之优长，旗帜鲜明地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革命性主张，成为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等提出的倡白话而废文言的先导。陈荣衮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又一位先驱者，1899年陈荣衮在《知新报》上发表《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支持裘廷梁的白话主张，他把开启民智与改革文言结合起来：“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不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居于黑暗世界中，是谓陆沉。若改文言，则四万九千九百分之人日嬉游于玻璃世界中，是谓不夜。”（陈荣衮：《论报章宜改用浅说》，《知新报》，1900（111）。）自此，晚清白话报刊大量刊行，如著名的《杭州白话报》（1901）、《苏州白话报》（1901）、《芜湖白话报》（1902）、《湖南白话报》（1903）、《福建白话报》（1904）等如雨后春笋，这些白话报刊不论是改良社会还是鼓吹革命，其借用白话开启民智、传播启蒙思想的思想理路是一致的。值得关注的是，有些白话报刊为以后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作了理论上的酝酿和准备，如1904年陈独秀主编的《安徽俗话报》在救亡图存、批判旧的伦理、倡导文学改革诸方面的编撰体例和思想理念预示着此后《新青年》的面貌，署名三爱（陈独秀）的《论戏曲》一文已经初具文学革命的雏形和面貌。 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不但在语言形式上和启蒙理路上开启了五四白话文的渊源和先声，而且在文学观念和文体形式上也拉开了现代性的帷幕，为现代文学的现代化作了充分的准备。 晚清以来，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逐渐加剧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百日维新的失败又促使维新思想家进一步探求思想文化的变革，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进行了古今中外的上下求索，这种夸父逐日似的孜孜以求促进了中西文化空前剧烈的交汇和碰撞，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文学观念也在中与西的融合中逐渐发生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创造性转换。 在这一文学观念的转变中，梁启超和王国维的影响巨大。“思想界之先锋”梁启超从开启民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