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君山向天再借王船山(《国学》杂志).doc

向天再借王船山 欧阳君山 船山先生不只是有“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至大至刚，更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大智大慧。一、正、实，这应该是船山学最鲜明的三大特征，总体上，先生学问已臻于“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自许。就影响力而言，先生的圣贤学问可能不如先生的豪杰人格。应该讲，湖南人在近现代中华历史中所表现出的血性有先生“七尺从天乞活埋”的强大加持。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中华文明“天崩地解”，至今也没有走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时代呼唤新的文化英雄，向天再借王船山！ ——题记 衡岳仰止唯七尺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或许还不是最豪气的话，但至少也是最豪气的话之一。是什么人舌灿此言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6周岁的当天，在船山文化研究会会长井泉先生的安排下、在“船山助学”发起人王继斌先生的陪同下，带着对湖湘文化的思考，某在湘西草堂亲炙了此公，他就是姓王、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被史书誉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并作为中华民族圣贤入祀孔庙的船山先生。先生之所以称“船山”，不只是因为长期隐居石船山一带，更因为先生钟情于石船山，乃至于人与山合，用先生晚年特作《船山记》中的话讲：“此吾山也！” 站在湘西草堂，前没有心旷神怡之远景，后没有巍峨恢宏之靠山，左右似乎也没有养眼之物。这原本不是风水宝地，而只是先生退出江湖而专事著述的隐逸之所。更准确讲，湘西草堂是一具明摆着的活棺材，证据也包括堂前两棵据称是先生本人栽种的柏树。大明王朝有两位大人物玩活棺材，一位是王阳明，他为了悟道而凿石为椁，躺到里面体验死亡，够执着另类的吧？但王夫子玩得更绝，他为了明志而过着“活死人”的生活，不仅是下雨天晴都打雨伞穿木屐，目的是表明自己作为明朝遗臣“头不顶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而且在居室前亲自栽种一般是植于墓地坟头的柏树，目的明显也是表达作为明朝遗臣“我自从天乞活埋”。刘禹锡说得好：“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正是先生非同凡响的风骨让湘西草堂走进了历史，“七尺”变身为一道瑰伟壮丽的精神风景，雄峙于故国山河大地，诚如道光朝两江总督陶澍为湘西草堂所题写的匾额：“衡岳仰止！” “六经责我开生面” 仰止的不只是衡岳，船山先生不只是有“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至大至刚，更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大智大慧，就文化抱负、思想自信和学术成就而言，先生不只是湖湘文化的高峰，不只是中华文明的高峰，而且还是人类历史的高峰，举世仰止。单就洋洋400余卷、800余万字的著述，先生就足以让人望洋兴叹，但更宝贵的是先生对时间的豪迈跨越，自信“吾书两百年后始显”。即是说，先生在石船山下四十年的隐居著述，不是为当时当世的注目礼，而是直取两百年后的“来世报”，此种底气简直就是疯狂——一方面进一步佐证了先生“向死而生”的浩然正气，另一方面也佐证了孔夫子一句话：“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什么意思？简单讲，一个人不为社会所注目，但一点烦恼也没有,这是圣人的境界。就凭直取两百年后的来世报，先生“圣”矣！ 最宝贵的是船山先生气贯长虹的文化抱负，用横渠先生的名言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先生自己的诗句讲：“故国余魂长缥缈，残灯绝笔尚峥嵘。”“千年欲识丈夫心，独上危峰揽苍翠。”先生原本希望通过武装起义“反清复明”，无奈世易时移，屡试屡败，不得不龙潜勿用，转而从文化入手，冀以著述讲学图文化复国，实现“用夏变夷”。从对文化的自信、追求和建树讲，先生无愧于“夫子”之名，无愧于“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自许，无愧于“北有孔夫子，南有王夫子”的说法。具体到学术成就，大略上讲，先生至少有三大特色极其鲜明，格外值得注目： 吾道弥二而归一 首先是一。先生学问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渊博，400余卷、800余万字，皇皇巨著，不可能不渊博。从《船山全书》的内容看，的确包罗万象，于天人古今无所不涉，以至有论者称“王夫之或许是中国文化史上集大哲学家与大文论家于一身的孤例”。“孤例”之说或有夸张，但作为圣贤一流，先生的文字量之巨在中华历史上应该是空前的。但数量与质量是两回事，数量大并不代表质量优，大学问的真正标志也不在于渊博，而在于渊博的反面——简单，乃至简单到一。以简单解释复杂、由一而博，才是学问的真谛，这原本也是人类思维的抽象性决定的。如果由渊而博、以复杂解释复杂，那人类思维的价值何在？《论语·卫灵公》记载，子贡曾称赞孔夫子知识渊博，可夫子并不领情，曰：“非也，予一以贯之也。”以一驭万才是真，一以贯之方为道。 没有证据表明船山先生的学问已简化归一，但多种迹象显示，先生的学问具有一的特征，可称为一元论。这首先表现在先生把世界归结为“气”，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