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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个案，不具有可复制性 ——也说余秀华现象 作者：刘波 《光明日报》（ 2015年01月24日 09版） 诗人余秀华 最近，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新闻人物非庞麦郎和余秀华莫属。前者是一名业余歌手，凭借一首“神曲”《我的滑板鞋》迅速走红网络，后者是一位身患脑瘫疾病的女农民诗人，因为身份的特殊性，引发各方媒体的关注。或许因为他们都来自社会底层的缘故，他们的走红更被视作“草根逆袭成功”的又一范本。其实，对于庞麦郎及其作品而言，关注并不等于点赞，围观并不等于叫好，当庞麦郎们不仅博得观众的眼球，而且赢得观众口碑的时候，才能算“逆袭成功”。至于余秀华，大家不去关心其作品而把更多关注点放在其身份上，这不管对其个人还是对文学本身，都是一种不公平。今日，本版特约请两位业内人士来谈谈这两位新闻主角，他们的观点或许可以带给我们新的思考。 由余秀华的“苦难”人生与诗歌所引起的风潮，在新媒体的传播和传统媒体的推进下，至今还在继续发酵：记者仍不断涌向她所在的横店村、第一本诗集即将出版……从余秀华目前的反应看，她内心可谓强大，也表现得足够淡定。学者沈睿评价余秀华为“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这可能有些夸张，我们权且将它当成对余秀华的期望和祝福吧。 余秀华的诗，之所以能打动一些读者，皆因她将藏于身体里的苦难以合适的方式倒出来了，有一种与她身体不相符的狠劲，尤其是将爱情和欲望打包掷出的写法，在当下不乏审美冲击力，可能还会让不少在语言牢笼里挣扎的诗人困惑。她书写的不公平和憋屈，还有疼痛感与孤独，皆折射出她在封闭世界里对爱情与自由的渴望。和一条名叫小巫的狗对话，与一朵野花对视，跟一朵云彩相望，都是她在想象作用下对独特个人经验的某种转化，那诗性的抒情，还是埋在隐隐的反抗里。“我一落笔，就有星宿滚出眼泪”“天空逼着我们注视它的蓝/如同祖辈逼着我们注视内心的狭窄和虚无”，我们甚至会被她内心的冲突裹挟着向前走，这是她被大众认可的主要原因。 一旦走出了诗歌的王国，很多日常之事，她没法像常人那样去做到，那么，世俗生活中的无能为力，也就转化成了精神释放中的巨大能量。这种潜在的语言能量，如果爆发出来，会有足够的穿透力，就像她那首广为传播的《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让很多人感到惊讶：女性对爱的渴望是如此真切，又那样缥缈，可这反抗压抑且充满活力的修辞，竟然源于一个残缺的身体。她说，“我以疼痛取悦这个人世”，身体之苦，就是诗人的生活真相。余秀华也由此获得了一些人的共鸣，这种共鸣一方面是对她苦难人生的同情，另一方面，是感动于暗藏在倔强身体内的诗意。她的底层身份契合了多数人的怜悯之意，可她又以诗的高贵唤醒了很多人体内的命运感。屈服也好，反抗也罢，总之，她的不幸，从某种程度上带来了诗的精彩。 既然余秀华引起关注的重点在于她作品的精彩，我们需要在诗人前面冠以那么多前缀吗？脑瘫、农民、女性、诗人，这可能是余秀华之风刮起来的几个关键词，大众的好奇心，或许是源于它们如何真实地统一在她身上。然而，她的诗既不“农民”，也不乡土，更与脑瘫没什么关系。只是在这个眼球时代，标签化的生活，仍然需要她来承担；而属于诗歌的，最后还是在于艺术的创造。面对喧嚣和掌声，她没有飘飘然，而是保持了难得的清醒。当然，接下来就看她如何选择，是接受外界抛过来的橄榄枝，还是不为所动，继续沉淀，埋头写诗？ 余秀华仅是一个文学的个案，不具有可复制性，也非励志典型。她的人生经历与诗歌写作给我们带来的启示，除了要警惕自己陷入恶俗之外，更重要的是给诗人与诗歌足够的尊重，才不会被那些“非诗”的过度阐释与无聊挖掘所绑架。当然，余秀华的诗歌不遮蔽，不刻意，直白、坦率且真诚，很容易进入大众视野并获认可，但这种诗读多了，也可能会引起审美疲劳。因此，在其写作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的前提下，除了改善生活条件，她今后面临的挑战将是怎样将诗写得更富技艺和质感，而这恰恰又只是余秀华个人的事。对此，留给她一个宁静的空间，让她在诗的王国里漫游，或许才是支持与鼓励她的根本所在。 （作者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