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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异化与异化的合同下 　　(三)经济合同及其重新定位 　　1、为何要对经济合同重新定位 　　经济法与劳动法是一对姐妹法，经济合同与劳动合同也是异曲同工，但是经济合同在概念和制度上比劳动合同复杂，其问世之后的命途多舛。 　　经济合同从一开始就是对民事合同的异化，它是与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参与、控制联系在一起的。30年代初，前苏联颁布了一系列调整国营企业间的供应合同和建设承包合同的行政决议，如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国家联合企业、托拉斯和其他经济组织的流转手段》的决议、人民委员会《关于订立1933年度合同》和《关于订立1934年度合同》的决议，确立了经济合同的首要特征，就是它的指令性或计划性;为了将其区别于1922年民法典上的买卖合同和承揽合同，当时苏联法学家将其称为苏维埃商品合同和生产组织合同从1949年开始，结合关于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的讨论，苏联法学界开始研究经济合同的特点和本质，一致认为供应合同和基建承揽合同不是普通买卖合同和承揽合同，而是为实现国家计划，使计划具体化和精确化的工具自此，在前苏联东欧，经济合同就成了指令性计划合同的同义语，并将这个概念流传到中国。我国早在1956年《商业部、地方工业部对目前有关工商计划衔接贯彻经济合同中若干问题的联合通知》、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严格执行经济合同的通知》中，就在落实计划的意义上使用了经济合同的概念;改革开放初期之所以制定《经济合同法》，无论在立法上和实践中，无疑均承袭了计划经济的传统。 　　作为计划经济下的一种重要的法律关系，经济合同与传统的民商事合同是有本质区别的。从产生的依据看，前者是基于国家或政府的指令，当事人必须根据计划订立合同，落实计划，后者则基于当事人的自由意愿;从主体看，前者主要是国有主体之间由“看得见的手”指挥的往来协作关系，后者则主要是非国有主体之间及其与国有主体之间由“看不见的手”来调配的商品关系;从争议处理和救济的手段看，前者主要通过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措施来解决，后者主要由司法审判和商事仲裁来解决。因此，在前苏东国家，罗马尼亚和民德制定了专门调整经济合同的合同法;捷克斯洛伐克制定了经济法典，其民法和民事合同同经济法和经济合同分立;匈牙利民法典中有“计划合同”一章;苏俄民法典则把供应、国家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农产品收购、基本建设承揽等合同单独成章，等等，皆为彼时彼地的经济条件所使然。 　　然而，一个概念和一项制度一旦形成，就取得了对客观事物的相对独立性，经济合同也不例外。早在60年代，苏东国家相继实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及扩大企业自主权，因此出现了不是指令性计划合同的“经济合同”，以至要把计划建立在商品货币关系和合同的基础上，计划反而要以合同为基础。当然，这是从微观和具体的经济关系来看的，从宏观上看，整个经济体制还是处于计划之下。按照匈牙利1978年国营企业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国家要通过经济机制和官方规定的途径，确保在企业活动中体现国民经济计划的目的所以，前苏联有学者称：那些并非根据计划书签订的协作合同，本质上也是为了合理地完成计划任务这样，经济合同就被泛化为“社会主义组织”间的合同，其区分于民事合同的基本标志则由计划特征变为主体特征。依历史上唯一的经济法典-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法典的规定，“经济债”主要由经济合同产生，也可以直接根据行政命令产生或由侵权行为产生，而其主体，都是“社会主义组织”、即“国家组织、合作社组织和社会团体，也包括其活动能促进社会主义关系发展的其他组织。”　　有鉴于此，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加强经济法制的呼声中制订合同法，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力量尚无丝毫减损、其惯性犹存，私人和个体经济仍属无足轻重时，将其定义为经济合同法，经济合同则是“法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明确相互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个体经营户、农村社员同法人之间签订经济合同”，也参照该法执行，可谓势所必然。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分合同法被冠以“经济合同”之名，它与建国以后长期盛行法律虚无主义，民法极为不彰，连普通民事合同的规定也付之阙如有关无论如何，所有这些，都决定了现行经济合同法及经济合同的概念具有过渡性，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亟需对其重新定位。 　　随着商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指令性计划渐次削弱，其范围大大缩小，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内的各种主体，已将其经济活动主要建立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之上-政府一般不再干预公有制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将其意志直接体现到当事人的契约关系中去。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践，使各国统治者和学者自觉、不自觉地达成一种共识，即：市场经济不能自由放任，需要有宏观管理及竞争规制，但其目的，并非取消自由竞争，而是要通过政府的调控，消除自由竞争所导致的竞争不自由，以保障充分、自由的竞争及契约自由，确保市场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