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安西四镇弃置.docVIP

唐初安西四镇的弃置 在唐代西域史研究中，安西四镇的弃置是人们长期感兴趣的题目。近年，张广达先生考定了碎叶城的地理位置和四镇初置的年代，同时指出，两《唐书·龟兹传》和《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中有关四镇弃置的三条材料出于同一史源①。我认为，这一史源就是崔融的《拔四镇议》。本文试图通过对《拔四镇议》有关史实的考证，对唐初安西四镇之弃置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崔融献议的时间与背景 崔融《拔四镇议》全文见于《文苑英华》卷769，《全唐文》收在卷219。余外史籍如《唐会要》卷73所收《请不拔四镇议》等均非全文。《拔四镇议》涉及当时史事者主要是如下一段：“至唐，太宗方事外讨，复修孝武旧迹，并南山至于葱岭为府镇，烟火相望焉。其在高宗励精为政，不欲广地，务其安人；徭戍繁数，用度减耗，复命有司拔四镇。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以(据《全唐文》当作‘所在’——引者)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东向，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县界，断莫贺延碛以临我墩煌(当作‘敦煌’——引者)。伏赖主上神鉴通幽，冲机测远，下严霜之令，兴时雨之兵，乃命右相韦待价为安息道行军大总管，安西都护阎温古为副问罪焉。时也，先命兰州刺史、行军司马宋师将料敌简徒，倍道据碛。贼逢有备，一战而走，我师追蹑，至于焉耆，粮道不继而止，竟亦无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流待价于琼州，弃温古于秦州，放弃二罪而诸将咸肃。至王孝杰而四镇复焉。今者拔之，是弃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② 这是当时人叙述西域史事极为难得的一段文字，今日所见文献中有关史料无不源出于此。可惜，由于载籍未见崔融献议的时间，人们不明其所以由来，以致舍本逐末，使如此重要一史源长期湮没，很少有人探究、引用。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③对崔融献议时间考证如下：“《唐会要》卷73、《新唐书》卷216上，均称曰右史崔融献议。《唐会要》系长寿复四镇下；《新唐书》置于长寿元年复四镇后，延载元年王孝杰破吐蕃前。余按《旧唐书》卷94，《融本传》：‘圣历中，则天幸嵩岳……及封禅毕，乃令融撰朝觐碑文，自魏州司功参军授著作佐郎，寻转右中。圣历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内供奉。’则天实以万岁通天元年封嵩岳，非圣历中；且此处如作圣历，下文不必复提圣历二年也。故知‘圣历中’之‘圣历’字误(《校勘记》失校)。复次，依旧传文，则延载元年前融尚未官右史；《唐会要》、新传亦自踳驳。今姑附于长寿末记之。” 岑先生所考无不是，惟仍“姑附于长寿末”，岂非“亦自踳驳”?实际上，要考证崔融献议时间，应从两个问题着手，一是崔融转任右史的时间，一是崔融献议的直接原因，要使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能够相应。 关于第一个问题，除了旧本传的资料外，《陈子昂集》卷7收有《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序》及《登蓟州城西北楼送崔著作入都序》(均收入《文苑英华》卷718)。据罗庸考证，两文均作于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④。可见，崔融转任右史只能是万岁通天元年或是年以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除著作郎以前的事。换句话说，作为右史的崔融献议只能发生在公元 696-698年这三年中间。 再说第二个问题。《唐六典》卷8“侍中”条略云：“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四曰议(原注：谓朝廷之疑事，下公卿议，理有异同，奏而裁之)。”从崔融献议的题目上可以看出来，他反对“拔四镇”的主张⑤。这种主张的主要论点见于崔融议中，即“议者但忧其劳费，念其远征”。这种说法无疑以狄仁杰《言疏勒等凋弊疏》最具代表性。该收入《文苑英华》卷694，《唐文粹》题作《请罢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疏》。《旧唐书·狄仁杰传》全文收录此疏，传言：“神功元年，人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银青光禄大夫，兼纳言。仁杰以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镇，极为凋弊，乃上疏曰：(前略)近贞观年中，克平九姓，册李思摩为可汗，使统诸部者，盖以夷狄叛则伐之，降则抚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此则近日之令典，经边之故事。窃见阿史那斛瑟罗，阴山贵种，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镇，使统诸蕃，封为可汗，遣御寇患，则国家有继绝之美，荒外无转输之役。如臣所见，请捐四镇以肥中国，罢安东以实辽西，省军费于远方。”这实际上就是拔四镇的全部设想。 然而，幻想不费人力物力单靠羁縻政策就能维持边疆安定，这并非始自狄仁杰⑥。况且，如崔融《拔四镇议》中所述，唐朝已有过拔四镇引起边防大滑坡的教训。那么狄仁杰于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上疏就不可能是空谷来风、老生常谈，而应是事出有因的。尽管在现存所有收录狄疏的史料中都看不出上疏的直接原因，我们还是在《通典》卷190“吐蕃”条找到了与此有关的材料，其文略云：“武太后如意初，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大破吐蕃，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至万岁通天初，又寇凉州，执都督许钦明。二年，吐蕃大论钦陵遣使请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县尉郭元振往，至野狐河与陵遇，陵曰：‘大